正文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乘风破浪”四个特号大字赫然醒目，这篇元旦社论透出的信息也是灼热逼人。

　　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目标进了一步：“超英”尚未实现，“赶美”又已提出。不久，“超英赶美”成为大众口号。

　　实际上，1957年末已经兴起一股势头渐强的舆论热浪。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再提“大跃进”口号：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要不要跳，能不能跳，敢不敢跳》，言词咄咄逼人：

　　现在事情已经一清二楚地明摆着：我们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应该跳，也可能跳，问题是我们敢不敢跳。敢与不敢，在我们思想领域里，是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诚与否的对立。

　　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整个舆论界都在为那场“大跃进”运动的兴起造声势。但是毛泽东认为，在党内，特别是在党内高层对于加快建设步伐、掀起“跃进”浪潮仍有思想阻力。

　　毛泽东的顾虑是有来由的。

　　1955年底，毛泽东欣喜地看到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三大改造高潮即起，国民经济头几年一直健康发展，便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工农业发展速度，一股急躁冒进的情绪开始在党内蔓延，并直接影响到1956年上半年的经济工作。这年初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竟提出粮食、棉花每年分别以8.7％、10.4％的速度递增，到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1亿担。如此高速的农业发展计划，很快波及工业、交通、文教各部门，促使各部门修订原已拟定的计划，追加指标。整个国民经济计划被打乱。

　　1956年春天，经济冒进导致的不良后果接踵而至：资金紧张，设备不足，材料缺口，生产和建设秩序开始出现混乱。

　　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双眉紧锁的周恩来词诚意切他说：“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年初，他和陈云便察觉经济工作中的冒进情绪，告诫过各部门“提出的数字都很大”，要求订计划要实事求是，但作用不大。这时问题越来越多，他不得不以其总理的权力与责任，采取反冒进的措施。

　　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5月间召集中央会议，与会者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认为应该压缩、控制目前的经济膨胀势头，并提议写一篇反冒进的社论。当刘少奇将这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只批了“不看了”3个字。从字面看，未置可否，实际上毛泽东并不同意。在他看来，当前要反的是右倾保守，而不是什么急躁冒进。

　　反急躁冒进，还是反右倾保守，实质上是党内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两种意见，表明在中共中央高层存在分歧。反对急躁冒进者，主张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反对右倾保守者，则主张“打破平衡”，高速发展。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反冒进的多数人意见，毛泽东服从了前者，但对反冒进仍持保留态度。“不看了”三个字恰是毛泽东上述心态的反映。

　　冒进情绪受到抑制，经济建设趋于正常。1956年下半年、1957年全年经济稳步发展，其中195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然而，党内高层在建设速度上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对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话里有话：

　　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好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帝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再明白不过了：“去年的一股风”不就是指的“反冒进”吗？！反冒进成了“松劲”，成了“右倾”，还扫掉了那么些个好东西，能不受到批判吗？！八届三中全会一开完，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评和指责便成了占压倒优势的舆论主流。事情的发展竟会如此大起大落：从反冒进变成了批“反冒进”。

　　不过，毛泽东心里有数：就像他当时对那篇反冒进社论有保留一样，中央这一层的一些同志对今天的批“反冒进”亦有二心。他要在党内，尤其在中央高层进一步发起对“反冒进”的批判攻势。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 （工人、学主），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南宁。毛泽东在他召集的部分中央和地方负责人的会议上严厉指责前年的“反冒进”。1958年新年钟声刚刚响过，毛泽东已经是第二次在中央的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了。1月3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小型会议上，已经批评过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当前要反右倾保守。从杭州到南宁，毛泽东意犹未尽，亲自起草开会通知，除留谭震林、陈毅在京分管党中央、国务院工作并由朱老总挂帅外，其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和部分省市委、中央部委负责人均赴南宁开会。

　　即使地处亚热带，1月的南宁也仍有几分寒气。邕江边的宾馆会议厅里却火力正旺。毛泽东词严色厉，愠怒不消。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毛泽东甚至点名批评了提出井组织实施反冒进主张的周恩来、陈云等人。他拿着柯庆施的报告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柯庆施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1957年12月25日的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柯在报告中批评了“反冒进”，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反右倾保守、高速度发展经济的意图。毛泽东对柯的报告欣赏备至，《人民日报》便用这个报告题目的前半句作了元旦社论的题目。

　　毛泽东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异常紧张。周恩来等曾经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不得不作检讨。整个会议对“反冒进”进行了一场讨伐。

　　毛泽东很注意批判的武器。当他把反冒进同“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时，问题的性质就变得严重了。这不啻于说“反冒进”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式来看待和处理经济建设上的认识分歧和不同意见，自中共八大以后还是第一次。事情就是这样蹊跷。1957年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反右派运动方面并萌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时，经济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还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毛泽东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却开始波及经济建设。“阶级斗争”成为高悬于经济领域之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毛泽东要凭着“阶级斗争”这个手段，来推进他经济主张的实现。究其原因，一是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历史具有一种惯性，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经历，使毛泽东熟悉那一套规律，而疏于和平建设的特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事务，毛泽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二是在毛泽东看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具有阶级内容的问题，正是题中应有之义。1955年下半年，他用这种方式抑制住了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1957年，他又用这种方式解决了党外（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纷争。因此，似乎阶级斗争的方式具有其他方式不具备的“强力”。问题正是出在这里，阶级斗争方式具备的是一种被扭曲的力量，表面看来人们不能不被它压服，实际上各方面的问题依然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客观存在着，并不因为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就解决或消失了。

　　批判“反冒进”并不只是为算“旧帐”，更是为了廓清发动“大跃进”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常常说的“破”。毛泽东还要“立”，他要为“大跃进”立根据。

　　毛泽东说：

　　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没有一个暂时的平衡和统一也不行，但它是相对的，就是要不断地用先进的经验，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只有把平衡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平衡打破了就前进了，前进又达到平衡，平衡又是暂时的，然后又有好多工作前进了，又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又前进。

　　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像是谈哲学，但实际上谈的是经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积极平衡论”的思想。对“积极平衡论”，当时的舆论作了浅显的解释，即“时时刻刻向旧的事物冲击，向旧的定额、旧的指标、旧的规章制度挑战”。②按照辩证法的解释，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两者相互排斥又相互转化，但是由平衡到不平衡、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转化都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就人类社会而言，转化的条件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两个方面的条件皆不具备，或者只具备一个方面的条件，转化的前提都不成立。“积极平衡论”讲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但它只强调主观方面的因素，而忽略客观条件，一味要求不断打破原有定额、指标与计划、不顾一定时期内生产部门之间、物资和信贷及财政之间等各方面的综合平衡。它用经过高度抽象、舍去了大千世界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具体特征的哲学观点，简单地图解了具体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使真理在这里朝前又走了半步，为错误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工农业生产中，“积极平衡论”就等于“大跃进”，“大跃进”就是不断修订计划、提高指标；否则，就是“消极平衡论”，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一边”。

　　一“破”一“立”，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最后打开了通道。

　　“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过这么一句话。在这位一生中有过22年战争生涯 （从1927年领导秋收暴动算起）的军事家看来，天下最难的事就是打仗了。他的秘书胡乔木在南宁会议期间，私下里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他有一种类似抗战初期那样的兴奋。”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关系中华民族存亡。当时间过去30年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是民族振兴的问题，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仍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如果搞不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30年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30年后中华民族又处在振兴的关键时机，毛泽东就像处于一种临战状态，那心情能不兴奋吗？！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慷慨陈词：“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气可鼓而不可泄，鼓励士气，还是士气败坏？要不断革命……”

　　在高坎乡农业合作社的电井旁，毛泽东握着生产队长长满老茧的手说：“你们干吧，你们的水利化已经加上电气化！……”毛泽东走后，这位队长立即提出一个“大跃进”规划：苦战20大，完成水利化：大干4天，完成绿化；4个月电气化，8个月达到机械化。

　　在抚顺煤矿的矿井旁，毛泽东问矿长产量情况，听到回答说“去年出240万吨，今年要生产400多万吨”时，由衷地笑道：“这样是好的！”于是，煤矿的“跃进”计划一提再提：400万吨→1100万吨→1300万吨……

　　在成都量具刃具厂，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在郸县红光农业社……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视察各地。从东北到西南，从田头到车间，所到之处，群情振奋，“跃进”潮起。毛泽东既以他强劲的政治权力发动“大跃进”运动，比如召集中央会议、国务会议，更凭他非凡的个人魅力来为“大跃进”浪潮推波助澜。对于后一点，毛泽东甚至是自觉的，在1958年3月另一次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个人崇拜是一种十分落后的社会现象，是人治政治形成的社会根源。斯大林就是在其生命最后20年里通过制造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滥用权力，犯了严重错误。个人崇拜同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个人作用无限制的夸大，后者则是对个人作用的客观反映。但是，毛泽东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把个人崇拜区别为正确与错误两种，把正确的个人崇拜同肯定个人作用等同起来，使得上述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之间变得界限模糊，语义不清了。问题不只是在语义，重要的是，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受到国际共运批判同时也为中共八大反对的个人崇拜，竟在毛泽东的这种看似辩证的分析下得到了肯定。

　　肯定个人崇拜，这的确是毛泽东的真正意思。当陈伯达在会上解释说：“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当即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在中国，在20世纪的50年代，承认个人崇拜，只能是承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自己也未必不清楚这一点。然而，对毛泽东说来，这是进行政治动员、调配资源所需要的。毛泽东要推动“大跃进”运动，要把一个东方大国6亿芸芸众生调动起来，进行一场改造河山的浩大工程，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会动用他的权力、威望直至人格力量。

　　在杰出的历史人物那里，思想的形成与受这思想支配的行为往往是同步的。事情不是等观念体系孕育成熟之后再发生，而常常是在观念体系尚处孕育的过程中便己发生。

　　毛泽东在发动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在毛泽东的关于“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中，最核心的还是超高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速度的分歧，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一个是关于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他进一步引申，把上述所说的分歧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两条路线的高度。他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前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毛泽东首先提出15年赶超英国，以后不久又把这个目标的实现缩短到7年，并提出在7年之上再加8至10年赶上美国。《人民日报》曾在一篇社论里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③这是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发展战略构想最贴切和准确的理解和说明。

　　向重工业（其中主要是钢铁工业）偏斜，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的第二个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本来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而对于钢铁工业毛泽东又更加关注。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专门讲了一段有关钢的话，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把钢产量由400多万吨提高到2000余厅吨。1957年去莫斯科，毛泽东多次提到钢产量问题，赶超英国也主要是确定在钢产量方面赶超。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他又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在他看来，粮食解决吃饭问题，钢铁解决生产资料问题。当相信了1958年夏季虚假的粮食高产丰收之后，他甚至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钢铁生产方面，以致出现了全国上下 9000万人大炼钢铁的奇特景观。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的第三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搞经济建设不能冷冷清清，而应该轰轰烈烈，轰轰烈烈就要搞群众路线。他戏谑地称，冷冷清清搞建设是以“寡妇心情”“来搞社会主义，因为宋朝女诗人李清照是个寡妇，她曾有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句。”他说，鼓足干劲，干劲就是六亿人民的干劲，六亿人民的绝大多数干劲很大。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实现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最佳途径。所谓“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他以为战争年代“大兵团作战”的战术可以有效地运用于和平岁月的经济建设。问题在于，他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造成一种错觉，即不搞群众运动就是不走群众路线，将带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同具体的工作方法混同起来。其次，他误认为单纯的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速度问题，看不到速度间题从根本上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不是靠简单的人力动员。毛泽东关于“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实际上是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核心内容。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受命对这条总路线作了以下概括：“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发展，党中央的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路线，可以具体化为下列公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 （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在于力求促使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更通俗些，或许也是为了更突出速度的意思，毛泽东又把这条总路线简要地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某些内容有中共八大前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果，但其核心即“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却是对八大前后探索的倒退。它大大发展了八大前后的探索中尚未认清的某些观念，比如速度问题。过去批“右倾保守’”，以为各项事业都可以加速发展，但在八大前后的探索中尚未成为基调。而 1958年超高速不仅成为主旋律，并且有了7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国的具体目标。它还产生了八大前后探索中所没有的观念失误，比如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实现“大跃进”。如果说1957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政治上步入了思想误区的话，那么1958年毛泽东形成“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则是在经济上陷入了某种思想误区。从1956年初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曾经有过一个良好的起点，现在却向不健康的方向滑去。

　　然而，这一切失误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被由他自己发动起来的“大跃进”运动陶醉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位把主观主义当作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的人物，此时却忽视了主观主义的表现。抗日战争胜利前夜，他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但是现在，他却无所顾忌，竟然容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唯意志论的口号流行全国，因为他自己已经把精神对物质的作用、主观对客观的作用绝对化了。在他的潜意识中，意志超乎于物质世界成为第一位的要素，可以无条件地任意改变一切。他曾经这样欣赏和评价“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口号：“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与其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不如说是主观主义心态的一种流露。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

　　人山人海，安营扎寨，高炉林立，火光冲天，挑灯夜战，通宵不眠，“元帅升帐”，“卫星腾空”。1958年，从春到夏，经过发动，“大跃进”的狂飚很快席卷全国。人们似乎真的成了“舜尧”，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膛目的“神话”。钢铁“元帅”的指标一再突破：年初计划产量为624.8万吨，3月成都会议提到700万吨，6月中旬又提到820万吨，6月下旬再增至1100万吨。“高产卫星”更是接二连三“升空”：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36900余斤，花生亩产10000余斤，大麦亩产5702斤。虚报，浮夸，高指标，瞎指挥……整个中国人们失去了理智，他们相信只要这样就会在弹指之间甩掉那顶“一穷二白”的帽子，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夏夜，毛泽东透过专列的车窗观看野外大炼钢铁的热烈场景，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对这种“大兵团作战”，他既熟悉，又极为欣赏。这位从湖南乡村走出来的农民之子，并不是不知道那腾空而起的“高产卫星”中所包含的虚假成份。有一次，毛泽东问他的机要秘书：“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10万斤稻谷？”机要秘书作答后，他说道：“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但是，毛泽东却异常偏爱这种“热情”、“干劲”和“积极性”，多次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保护它们，而不要伤害他们。虽然他也说过要有热有冷、有张有弛，但总是“鼓热气”多，“泼冷水”少。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技术落后，人民有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问题是，在强烈的愿望和冲天的热情中，隐伏着冲动与冒进，这种冲动与冒进是导致事情走向极端的因素。毛泽东没有对此作充分注意，反倒以“矫在过正”的心理加以肯定和维护，使得冲动与冒进的情绪愈发膨胀起来。

　　冲动超过了冷静，盲目抑制了理性。“大跃进”运动不可遏止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