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泽东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一番谈话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颇是琢磨了一番。这位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市委第一书记，从 1958年以来却特别好讲文化问题，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的发言是专门讲“文化大跃进”的，这个发言描绘了15年后中国的文化状况图景：到那时，小学效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成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兽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柯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当时进入中共政治局的两名省级领导人之一（另一人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这位在“大跃进”期间颇得毛译东欣赏的人物，现在又琢磨毛泽东这番谈话的意思。他看出毛泽东对文艺界演旧戏的厌恶和对现代戏的喜好，便提出了一个“写十三年”的口号。“十三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三年。1963年1月，在上海文艺界新年联欢会上，柯庆施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柯庆施说：“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 ‘厚今薄古’，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③{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334_1.bmp}柯庆施的智囊人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对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又作了这样的解释：“只有先有社会主义的生活，才会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了社会主义思想，才会有社会主义文学。”

　　“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及理由是荒唐的。按照这个逻辑，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民主革命年代的左翼文学都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有其来由，他是针对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创作可以而且应该由作家自由选择题材的讲话来的。他不仅不准上海市传达广州会议的精神，而且以“大写十三年”来抵制广州会议。

　　“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意味着文艺创作的题材限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样一个圈子之内，人为地把多样化的题材变得单一，把本来可以广泛选择的题材范围变得狭窄。因此，受到文艺界许多人士的批评和反对。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又一次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一些与会者对“大写十三年”提出了不同意见。然而，有人对“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备加欣赏。这就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空名的江青。

　　说“空名”也不完全，这位有着“毛泽东夫人”这样一种特殊身份的人物，平时并不过间文艺工作，但是50年代前期曾两次管过文艺界的事情：一次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次是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两次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都与江青的推波助澜有着直接关系。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可以在毛泽东那里传递或获知许多信息，因而来头很大。她喜好搞大批判，也长于搞大批判。从1955年到1962年，江青没有再过问文艺界的事情，但是1962年夏天起，江青忽然又“关心”起文艺工作来，而且管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1962年9月，江青约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几位正、副部长。仗着她的特殊身份，江青到中宣部从来是发号施令，她召的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陆定一部长、周扬副部长都不好顶她。这回她竟以文艺处长的身份约见两个部的正、副部长，说“舞台上、银幕上，帝工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有“严重问题”。刚刚开完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要讲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江青清楚，这是一个机会，她可以通过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获得在政治舞台上的出人头地。中宣部、文化部的部长们对江青的意见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叫“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日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2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势。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④

　　其实，文化部对于毛泽东及江青提到的文艺界的“问题”并非无动于衷。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党组给中央宣传部并中央呈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 《报告》认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本又恢复了原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报告》特别点了昆曲《李慧娘》的名，说该戏“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 ‘鬼戏’辩护。”《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 ‘鬼戏’。”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的报告。

　　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下发后，江青果然借助上海这个“基地”，抡起“批判”的大棒。展开了一场对昆曲《李慧娘》的围剿。昆曲《李慧娘》是剧作家孟超创作的剧本，于1961年第7、8期《剧本》杂志上发表。剧本写的是南宋时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和他的妃子李慧娘的故事，李慧娘被贾似道杀害以后，变成鬼，用头撞死贾似道。该剧演出后，受到好评，廖沫沙曾在《北京晚报》发表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肯定这出戏。这出戏之所以后来受到指责与批判，并不在它有鬼魂形象，而在于被牵强附会地认为对“大跃进”以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有影射。5月6日，江青组织的点名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蛮横地指责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说贾似道是共产党国家的总理，李慧娘反对贾似道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戏剧界由此开始对“鬼戏”的批判。

　　整个文艺界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4月，全国文联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5月2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一种新颖独到的见解》，对音乐出版社出版法国著名作曲家德彪西的论文集 《克罗士先生》提出质问：一、介绍的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在音乐界挑起了批判。9月，康生把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红河激浪》打成“反党影片”。

　　刚刚好转的意识形态领域又笼罩上一层不祥的阴云。

　　文艺界批判浪潮的复起，既证明了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又适合反修斗争的需要。因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抓意识形态的问题。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道：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斗争，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意识形态也要抓，包括文化、

　　艺术、电影。如有都要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老的尽是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都不成了。水袖也不能表现我们的生活。要改变形式和内容。推陈出新，陈是封建主义，新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不是推陈出修，推陈出资。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尽是刘关张那一套，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二十年、三十年、

　　四十年以后，就不会有多少人看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两次谈话相比较，毛泽东这次的讲话有两点比过去明确：一是明确提出要抓意识形态的问题：二是明确地把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作为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明白地告诉了全党，要把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全党的一个任务来对待。可以认为，毛泽东这番话实质上既是对前一阶段文艺界批判的肯定，又是对以后继续进行这类批判的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