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601年的一天，意大利斯吉罗城，在西班牙侵略者冰冷、阴暗的监狱里，一位33岁的意大利青年在经受近40个小时的酷刑之后，从漆黑的囚室门缝中看见了一线阳光，顿觉太阳的温暖与光辉。他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以其惊人的毅力，握笔疾书，将其全部的社会与政治理想，通过文学游记的形式，写就成一部书，名为《太阳城》。这位意大利青年，叫托马斯·康帕内拉。

　　《太阳城》是通过一个航海家对一个招待所人员讲述他在航海中发现的一个仙岛的见闻。这个仙岛就是太阳城。

　　在太阳城里，土地、手工作坊、劳动工具、产品、房屋以及其他重要财产，都属于大家共同所有。这里的居民都是富人，也都是穷人。都是富人，是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都是穷人、是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私有财产。这里根绝了贫富对立，从而也根绝了阶级剥削和阶级本身。

　　在太阳城里，人们实行公社制度，按公社的形式组织起来，“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都是分配给大家来承担的。”人人劳动，共同工作。男女分组劳动，服从自己的“王”，没有不满与私怨，只有快乐与欢愉，因为他们视自己的“王”如同父兄。

　　在太阳城里，产品非常丰富，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由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既不给任何人多于他应当获得的东西，也不会不分给他必需的东西。由于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商品和货币不复存在，金银财宝只用于对外贸易和装饰品。

　　在太阳城里，小孩出生后即由国家抚养，过集体生活，由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习文绘画，参加体育锻炼。7岁起，光头赤脚，到工场学习各种工艺：制鞋、烤面包、打铁、绘画等。八岁起学数学、自然科学、医学、外国语。并组织少年到田间、畜牧场学习农牧业知识。所有的居民，从12岁起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和战场救护知识；妇女也同样要接受训练。这一项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

　　在太阳城里，人们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美德。他们热爱祖国，藐视私有财产；注重荣誉，而忽略衣食。人们相互之间，尊老爱幼，照顾病人、产妇。他们的精神生活高雅而丰富，从不赌博，也无人游手好闲。

　　总之，在这个仙岛上，太阳普照一切。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只有辉煌，没有阴影。

　　生活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交的康帕内拉，把对早期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结晶，凝聚成了这座“太阳城”，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社会。

　　遗憾的是，这位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尚未来得及在现实的土地上，构筑他那辉煌的“太阳城”，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太阳城毕竟是海市蜃楼，含有太多的虚幻之光。康帕内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莫尔、闵采尔一样，只是“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而这“新社会的轮廓”离现实是那样的遥远，显得那样的飘渺。

　　尽管如此，“太阳城”闪烁的理想光焰，并没有随康帕内拉一道消失，相反，却在人类跋涉的征程中继续燃烧着，不断激励人们消灭压迫、剥削、贪婪、等级等一切邪恶的东西，追求公正、合理、平等的美好世界。

　　1918年春夏，古老中国的内陆城市长沙，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约同学、好友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到城西湘江岸边的岳麓山，进行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

　　春夏之交的岳麓山，乌语花香，万木葱茏。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这里野餐露宿，登山游水，半耕半读，赤脚草鞋，云麓宫观晨曦，爱晚亭看晚霞。生活清苦淡泊，精神充实愉悦。在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国破家败之时，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绝不是想逃避尘世，过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相反，他们是在计议建设“新村”。他们要把这个新村，变成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模式”。他们选择了岳麓山作为新村建设的试验地，而其半工半读生活正是“新村”设想的实践。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康帕内拉完成他的《太阳城》之作318年之后，毛泽东完成了他对“新村”的设计。

　　毛泽东认为，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能只讲革除旧生活，而且必须创造新生活。新生活须通过新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而渐渐创立。这位从湘潭韶山冲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深感旧学校的学生“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不熟谙社会，因而必须从革除此弊入手，创办新学校。在新学校里，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毛泽东所说的工作，包括种园（花木、菜蔬）、种田 （棉、稻及其他）、种林、畜收、种桑、鸡鱼各项，“全然是农村的”。他还为学校安排了每日的生活时间表：

　　睡眠八小时

　　游息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

　　教授四小时。

　　工作四小时。

　　创造新学校，培养具有新生活意识的学生，目的还在最终实现社会的改造。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④这是东方的“太阳城”。毛泽东描绘的这个理想世界，与康帕内拉所展示给人们的竟是如此相似，尽管湘江之滨与亚平宁半岛天隔地远，毛泽东与康帕内拉相差几个世纪。长眠于亚德里亚海岸的康帕内拉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喜和慰藉，因为“太阳城”的理想光焰，跨过了空间和时间的鸿沟，传到了世界的东方，传到了300多年以后。

　　然而，东方“太阳城”同样构筑在幻想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没有比康帕内拉在思想上有所突破。“新村”的生命火花转瞬即逝。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没能维持多久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就分手下山，各奔前程了。留下的只有对往事的记忆：

　　……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新村”实践过去40年之后，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同刘少奇谈话时，设想了几十年后中国的情景：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此设想有些“新村”的味道，只是“新村”的概念变成了“公社”。在毛泽东看来，40年前无法实现的理想，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现实，而且远远不会局限于湘江之滨、岳麓山下的那一块小小的地方，960万平方公里的整个中国大陆都会成为共产主义的雏型！

　　把这理想世界重新烘托出来的，自然是那蒸腾的人的“大跃进”热浪。

　　1958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型，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乡社合一，是陈伯达一年多前提出的一个意见，被党中央认为这个问题牵扯较大而搁置，“大跃进”运动初起，毛泽东不仅在探索中国式的超高速发展道路，而且在思考中国未来的社会模式。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乡社合一的建议竟在此时唤起了他对早年社会理想设计的某种思想回归。起初是朦胧不清的，而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以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模式的轮廓。毛泽东给这个模式选定了一个名称，叫“人民公社”。

　　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十几年，善于揣摸加上秘书的便利条件，陈伯达已经了解了毛泽东正在描绘的这幅社会图画。这位写过《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风靡一时的小册子的“大手笔”，很快就向外界透露了毛泽东的设想。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它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以及恼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半个月后，《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共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稿，说得更明确：“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 ‘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陈伯达接着说：“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陈伯达的两篇文章，恰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时发表的。37年前，在细雨檬檬的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宣告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游艇上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括毛泽东在内，绝不会想到仅过了37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宣布“共产主义为期不远”。真的是“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躁动于母腹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092_1.bmp}几乎没有人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膨胀起热躁的欲望和情感，用全部的身心去拥抱这个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梦想。河南信阳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河北徐水大寺各庄人民公社成立；河北安国、定县，山东历城，河南襄城、长葛，商丘……就像工农业生产一个个腾空而起的“卫星”一般，这年夏天，当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思想传出以后，首先队中原大地开始建立起最早的一批人民公社，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叫“东方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这时又最早实践了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人民公社的确是东方“太阳城”的第一抹“阳光”。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铺盖着墨绿色平绒布的宽大办公桌上，摊开着几张大报纸和几份地方送上来的材料，都是有关人民公社的。毛泽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提出了“人民公社”的设想，但毕竟没有看过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吩咐秘书和工作人员，要下去看看。他特意嘱咐要随身带上那本他正在阅读的《张鲁传》。汉朝未年的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即在大路上设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即吃饭不要钱。这些与他心目中的“公社”组织，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颇受他欣赏。一边读《张鲁传》，一边看人民公社……第一站到了河北。在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毛泽东间：“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农业社主任答道。

　　“噢，那每亩多少斤？”毛泽东又问。

　　“754斤！”

　　“啊”，毛泽东笑着赞叹：“不少啊！”县委书记告诉毛泽东，当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笑着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伸出手指算了算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县委书记一下被问住了，有些尴尬。毛泽东左右环顾看看周围的人，笑着说：“粮食多了，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接着，毛泽东去看了社里的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当地委书记告诉毛泽东，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时，毛泽东欣慰他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转过身来看了看徐水县委书记，对省委、省人委的负责人说：“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他们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徐水县早在这年春天就打破地界，实行全社统一调配的劳力大协作，组成像军队那样的连。营等劳动组织，社社建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4月份的《人民日报》就对此大加赞扬，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毛泽东问地委书记“徐水的军事化，你们推广了吗？”他多么希望“徐水共产主义”能够在广褒的大地上处处开花结果啊！

　　第二站是河南。在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参观了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对这个最早建立的人民公社大加赞扬。在公社的棉田里，毛泽东一边看女社员喷杀虫剂的操作，一边高兴地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点点头道：“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正是在七里营人民公社，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有许多好处时，毛泽东欣喜地随口说道：“好么，好么，人民公社好。”第二天，被跟随采访的记者登报发表了出去。毛泽东看了报纸，连说“糟糕”，因为毕竟此事还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不过，事己如此，毛泽东也只好听其自然，何况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人民公社确实有种由衷的喜爱呢！

　　说不清是农村基层的人民公社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模式的设想，还是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指导了农村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实践，反正，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农村所看到的同他所想象的竟是那样的一致。他心中有了底，第三站到山东，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该省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肯定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第四站是天津……

　　当毛泽东结束这次视察回京时，心中已经鼓荡起“人民公社”理想的风帆。大概是想再一次在充满泥土芳香的田野里品味实践“公社”理想的喜悦，就在回北京的前一刻，毛泽东让专列临时停在了北京城郊的丰台火车站，他又视察了北京丰台区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一块大白菜地旁，毛泽东听生产队长一边比划一边汇报。“我们这一亩四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二尺，分层施了 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1700斤‘杂货’（一种牛蹄羊角毛皮等混合而成的肥料），用大自菜和菠菜隔畦问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来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生产队长从措施到结果汇报得很具体。

　　“能产120万斤？这是计划啰！”毛泽东问道。

　　“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之后又去看玉米试验田。在王米试验田，他问社里的干部今年小麦能打多少斤，听到说：“今年打398斤，明年计划每亩产2000斤”时，问道：“2000斤，有把握吗？”得到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回到中南海时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风尘一路的毛泽东竟然不知疲惫，反倒显得精神矍铄，两眼目光闪闪。他对身边的卫士长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

　　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日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杜合为一个大公社。……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15000到25000个社，每个社5000到6000户。两三万人一个社，相当大了。这样，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杜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养猪都归公，自留地暂时还留一点），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

　　毛泽东向政治局委员们，向列席会议的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们，滔滔不绝他讲起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来。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4年前的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写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篇，慨叹人世沧桑：帝工统治数千年的华夏大地，而今已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此刻，又是在夏天，又是在北戴河，毛泽东要让中国再换人间，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仿佛这酷暑一般，北戴河会议也弥漫着一股热躁不宁的情绪。通过了“钢铁翻一番”的计划之后，会议又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它向全体中国人宣布：“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就其应该包含的内容而言，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确立科学的社会目标模式和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建设道路，换句话说，就是解决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大问题。从已知的历史过程看，不管是不是一种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人起初的探索重心在后者，《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着重寻求中国建设道路的方案，并且取得了初步但可贵的实践成果和思想成果。

　　“大跃进”浪潮兴起之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仍然进行建设道路的探索，井把超高速发展、向重工业偏斜和发动群众运动作为有效的建设途径。探索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另一方面在“跃进”浪潮的推动之下，开始设计中国社会的目标模式。伴随着“大跃进”运动高潮迭起，目标模式的设计也从朦胧、粗糙变得清晰、细致。到1958年夏，可以说，毛泽东已经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未来社会的图景。毛泽东所设想的中国未来社会，有如下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实行高度公有化的单一的所有制。在未来社会里，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都属于公有。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自留地以及社员家庭的家禽、牲畜一律归公，逐步实行全民所有制。在城市也要逐步建立人民公社，毛泽东曾赞扬搞人民公社“农村走在了前头”，同时提出：“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同样，城市要继续巩固全民所有制，也要将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并消灭任何私人和个体经济成分。第二，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产品实行平均分配。毛泽东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等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表现。他指出，供给制与薪水制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恢复供给制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在这个社会里，要取消工资制度以及一切等级和差别，吃饭不要钱，搞公共食堂。其消费水平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因此，没有交换，没有商品，以致没有货币，社会产品完全平均分配。第三，逐步取消社会分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社会。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农、林、牧、副、渔”齐备。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是一个狭小、隔绝的小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多面手。整个社会，没有交流，没有分工，没有专门人才。第四，按照军队组织建立人民公社的内部结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内部设团。营、连、排、班，像军队那样，搞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毛泽东称之为“生产大军”，这支“生产大军”可以生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第五，实行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在未来社会里，人人都具有共产主义精神，道德高尚，思想纯洁；自觉劳动，不计报酬；互相协作，不讲条件。毛泽东所设想的这个社会，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他把这个社会作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一个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毛泽东自己也说过，经过四、五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然而，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带有某一种空想色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16、17世纪以来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蓝图以及中国历史上大同理想的再现。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不仅意识到了，而且有某种自觉。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他还雄心勃勃他说过：前人的乌托邦钞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所谓“超过”，并不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与扬弃，而是沿着这条空想的轨迹再往前迈一步。毛泽东早年受到过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青年时选定思想方向的时朗，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精神激烈冲突与彼此渗透的时代，西学涌入，异说杂陈。其中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大量传入中国，《新青年》杂志就曾介绍和鼓吹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此外，法国的“鹰山共产村”和美国的“蓝路共产材”等“新村”也被一些知识分子介绍给国内民众。毛泽东正是受上述“新村”思想及模式的影响，在长沙岳麓山下进行“新村”试验的，在黑暗世界里跋涉的毛泽东，一旦看到空想社会主义所闪烁的公正、平等、自由的思想火花，就立即被它吸引住了。十几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回忆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⑤后来的毛泽东没有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向了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某些思想成分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摈弃了前者所崇奉的改良手段而相信后者倡言的革命方法，但是空想的光环至多只是在他的意识中暗淡了，而没有彻底消失，以至于几十年之后暗淡的光环在他意识中重新闪现。

　　不过，20世纪的空想论同20世纪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比较一下，其空想的含义有所不同，尽管二者的理想社会图画十分近似。从莫尔的“乌托邦”到闵采尔的“千年太平天国”，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温斯但莱的“自由共和国”，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到欧文的“公社”，20世纪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蓝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初生、形成和远未发达的时期。那时的人们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在其初期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却又缺乏对它的成熟的理性认识与思考，希冀通过“道德感化”、“人性复归”等等一套精神、观念的手段，来消除一切社会不公的现象，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⑥显然，20世纪以前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在于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是空想的。

　　20世纪中国的空想论则有不同。它出现在一个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落后、但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农业国家，要求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的条件下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在产品远不丰富的情况下实行平均分配，在商品经济很不发展的前提下取消商品，在物质生活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普及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测过共产主义远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公民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知识技能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但是，这需要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经过一系列阶段包括商品经济阶段，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毛泽东的中国未来社会目标模式，恰恰是忽略了上述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逾越了实现共产主义必经的阶段，特别是逾越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阶段，因而是空想的。

　　如果说西方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毛泽东描绘的未来社会图景染上的某些色彩，那么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与传统则是这幅图景构成的重要线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大小几千次的农民起义尽管旗帜不一，口号各异，但都贯穿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精神幽灵。进入近代以后，这种平均主义曾形成数次思想高潮，以康有力的《大同书》为顶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反对封建剥削和封建专制方面而言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有落后的一面，即企图越过反对封建主义的界限，从根本上也就是越过商品经济的阶段，对社会财富进行绝对平均的分配.这无疑不是推动而是阻碍社会向前进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就更具落后性以至反动性。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受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少年时期他喜爱那些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领袖，青年时期他最早崇奉康梁，受康有力思想影响较大。这种思想的积淀，在大跃进中又活跃起来。读《张鲁传》，送《大同书》，毛泽东这时已忘记了1948年他曾批判这种平均主义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相反，把它融进了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理想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1958年6月，毛泽东曾在一份搜集的1920年《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资料上，批评这篇宣言“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此时批评20年代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空想错误的毛泽东，却正在引导一场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实践运动。如果说难以意识到眼前的错误，可怎么又看到了当年的幼稚？既然已经察觉了当年的失误，却如何偏偏忽略了眼前的错误？

　　不管怎样，想象中的东方“太阳城”已经矗立起来。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再次到各地视察。他会看到现实里的“太阳城”吗？他将看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