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60年起，“大跃进”与庐山会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严峻的困难局面使人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时期开始了。从这时起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随着调整方针的执行、实施，困难局面开始好转，党和国家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像以往一样，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哲学的指导作用。因为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与以往已很不相同，为了从理论上指导这次深刻的转变，同时作为对这种转变的理论认识和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哲学思维的重点上。如果说1957年他哲学思维的重点是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对立统一和转化等问题，1958年强调的是反作用和不断革命的话，那么在调整时期，他哲学思维的重点则是实事求是。认识论，与此密切相联的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在此期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几乎在所有谈到纠“左”，的场合，毛泽东都谈到了认识论中的问题。例如，1960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他对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会上所作的《十年总结》的报告中，在批评了高指标后说：“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辨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庄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79)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还谈到，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机械唯物论就是一次完成真理。他还特地谈到写作 《十年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主动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认识；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在这次以解决高指标、高速度为主要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理论上的重点始终放在认识论方面。除了以上所引的外，他在会上的一个批语中还说：“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80)如果考虑到他这样集中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背景，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在他再次着手纠正“大跃进”错误之初，就已十分明确、突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当作这次纠“左”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一对症下药的科学选择，是调整时期各项工作顺利展开的理论保证，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把纠“左”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起来不是偶然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不仅使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急于求成的想法，也促使他进一步思索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及克服困难的正确途径。这种思考的初步结果，是他痛感到几年来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全党 （包括他本人在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忽视了调查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1961年1月中央的一次会议外，他指出，过去打仗，心里有底，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靠各方面的情报；而现在死官僚封锁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他还说，这些年来，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他痛切地感到，1960年春季就应该纠正“共产风”，但因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总之，在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时，他首先强烈感觉到的就是，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认定，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克服困难，必须恢复我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作风。而要在全党普及这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前一段时间里不大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缺点的同时，多次谈到了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他强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发出了那个著名的号召：“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不大摸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了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在此次会议稍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谈论的主要问题还是调查研究。他从党的历史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会上，结合纠正人民公社体制中的问题，毛泽东又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和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他坦率地承认，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要求省、地、县、社的第一书纪都要亲自动手，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自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所以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为搞好调查研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即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在调查研究中，也要坚持实践标准；即不要怕听不同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和方法，这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他经过几年的观察与思索，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但其中又以“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为题，以比较多的篇幅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系统地论述了几年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结果。

　　他一开始便写道：“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无疑，与1958年比较起来，承认和强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飞跃。他以党的历史为例，说明在民主革命时期，全党经过艰难曲折才逐渐认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制定了正确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和一套具体的政策。接着，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和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经过几年来的思考，他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谈到，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在结束这段讲话时，他总结说：“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81)

　　可以认为，以上毛泽东的那些论述，不仅是他几年来对“大跃进”经验教训认真思考的总结，也是他对一年多来由他大力倡导而在全党出现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果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谈话中，除了有关认识论方面的重要论述外，他还着重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并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思考“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一系问题。这表明此时他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认识又深了一大步。

　　但是，由于毛泽东是在没有触及到党的领导体制、没有认识到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些带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上来谈论民主集中制和认识论等问题的，所以，从1960年以来，他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仍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提倡调查研究、号召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

　　例如，在1961年1月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谈到，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了；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地给他们挂上这笔帐，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在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与反革命有关系，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显然有些过份。在当时，阶级斗争的问题的确存在。一些地方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支流的问题。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全党不难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认识。但由于党的领导体制上的弊端，党内民主欠缺，以及毛泽东正在形成的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不切实际的认识，使全党正在广泛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产生了不少不实事求是的结论。在各地报送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中，一些阶级斗争现象或一些被严重夸大的阶级斗争现象，以及一此根本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 （如包产到户、平反冤假惜案、对当时经济形势比经较客观的估计等），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和高度警觉。他的重视和鼓励又促使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更多地报送此类的调查报告。显然，这种调查研究是很难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了。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而在全党范围内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调整方针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是发展了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而且越到后来，后者的比重也就越大。

　　在1962年8月至9月举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这两次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同时、对他自1960年下半年以来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却很少谈及。在此之后，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多次地、突出地谈论调查研究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了。当然，谈得不多，不是不谈。而且，重要的变化还不在次数方面，而在于他所强调的调查研究，已经是以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中心了。例如在1963年5月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谈到某省各地委都下去搞调查研究，但只有一个地委发现了“四不清”问题，并着手搞“四清”。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其他地委都是主观主义的。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是真正的调查研究，没有发现的则是主观主义，这种只是为了证明已有观点和认识的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而它一旦提出，调查研究也就越来越流于形式了。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了一段文字，后来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题单独发表。在这篇著名文章中，他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认识的产生，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各阶段的特点、实践在认识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他强调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是从实践标准的角度强调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文章还反映了他一贯重视认识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的思想。“……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他还谈到了认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82)

　　从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这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些基本原理的阐述都是正确的、深刻的，这是他几年来集中探索、倡导、宣传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续。但是，这篇重要的、科学的认识论文献，却是作为一个已经表现出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文件的“前言”出现的。在文件的第二条中，发挥了他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论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段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以“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为题的第三条中，罗列了九条当时社会上严重阶级斗争的表现。文件第十条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不难看出，这时所要求的调查研究，主要的已不再是纠正高指标，浮夸风和急于过渡等错误，而是为了“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的尖锐阶级斗争服务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容观相违背，这一矛盾的现象又一次说明，从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到正确的实践之间，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中间环节，如果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良好的愿望和某些正确的理论方法，并不能导致正确的实践。

　　自1960年下半年起，以总结和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为出发点，经毛泽东倡导而在全党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活动，有力地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深化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是毛泽东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在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同时，在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发展起来，而这恰恰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贯彻到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