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革命曾经得到过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隔阂和大国、大党主义的影响，斯大林和苏共也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一些干扰和损失。对于这一点，中苏两党都心中有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也曾对自己的这些错误作过一些自我批评。

　　可以说，在中国党内，对于斯大林和苏共老子党、瞎指挥的作风，毛泽东的体会比谁都强烈。建国后，作为胜利了的中国气的领导人，毛泽东曾很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作一深谈。倾诉内心的感受和积郁，但都未能如愿。1956年20大以后，虽然苏并入事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毛译东的这种愿望却更强烈了。

　　毛泽东想向苏共说什么呢？

　　1956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八大结束前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带着不满的口气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党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接着，他说：

　　这些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计、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一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之后，毛泽东又批评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他说：

　　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慢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只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导的、不切实际而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不分青红皂白，他们都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这种盲从行为的责任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负，而应由我们自己负责。但对这种盲从、盲目听信别人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能不说清楚，讲明白。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盲目听信和服从别人，这确实是幼稚无知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现在人们已开始懂得认真总结历史上的这些宝贵经验了。他说：

　　当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这些弱点，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就可以显示出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也是在实践中付出了高昂代价而后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更可贵的是现在人们开始懂得了这点，重视了这点。这真是用血汗换来的，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收获。固然，要革命就难免有牺牲。但是由于自己的愚蠢、无知和主观上的种种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即本来可以避免，而仅仅由于自己的疏忽、盲目轻信而使革命蒙受的重大牺牲，是最令人痛心的。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心里感到特别沉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这些沉痛教训、曲折经历以及两党关系中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使毛泽东心潮起伏。他再也难以压抑对苏联党和斯大林“老子党”、“瞎指挥”的愤懑之情：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⑧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一吐积郁，显然是受了苏共20大正式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国际共运内部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影响。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进一步肃清大国大党主义在国际共运中的恶劣影响。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以批判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很快便又重新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老路，并因此与中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这次经过深思熟虑的谈话，不仅是对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实际上也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未来关系的轮廓。

　　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和整个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实际上，对斯大林一些严重错误的批判，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在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从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对批判斯大林的一些严重错误是赞成的。1956年4月，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指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⑨同年9月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⑩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又感到某种不安和忧虑。

　　1958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口顾这段历史时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苏共20大之后两个月，毛泽东在他的那个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成熟的意见。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言人跟着转，中央认力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之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乍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人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毛泽东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作为曾经几次受到苏共和斯大林错误干扰和严重压力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对斯大林做出“三七开”的客观评论，为什么苏联党内那些曾经把斯大林捧到天上去的人，现在竟这样来对待斯大林！在苏共20大之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彼匈事件发生之后，严峻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党的意思是正确的。这时，毛泽东对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更尖锐的批件。195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表示：“斯大林是需要批刘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1月30日，他在接见尤金时又表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除了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对苏共20大另一个突出的不满之处，是苏共提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以正义战争制止了美国在亚洲东方所进行和所支持的非正义战争，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与此同时，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由于苏联在欧洲主动作出的让步而趋于缓和。这种缓和局势在1955年7月间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期间达到了高潮。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之后，在国际缓和的声浪中，苏共20大提出并通过了通过议会道路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缓和也罢，和平过渡也罢，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把它们作为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则不免失之片面。特别是，如果某大国大党在把它们作为一种唯一的选择以后，又要别党别国都加以服从，则显然更是不妥的。不难想象，对于靠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建国之初就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战争威胁，其神圣领土台湾还处于美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对于面对着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侵略扩张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来说，这一观点是很准被接受的。

　　由苏共20大所引发的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使毛泽东对苏共正在发生的变化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祥的预感。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苏共20大时，毛泽东表达了一种更深的忧虑。

　　“关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 ‘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否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1)

　　如果可以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那么，列宁当年对帝国主义的结论是不是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十月革命道路还有没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比斯大林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坚持列宁主义的问题。

　　尽管如此，苏共20大在中苏两党间所造成的分歧，毕竟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带有一种局部的性质。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而且面临着国际（如波匈事件）和国内（如1957年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等许多重大难题，特别需要有崇高威望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因而对中共的意见、批评采取了尊重、虚心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帮助苏共领导渡过难关，对苏共的某些观点采取了不公开争论或互相妥协的态度。一方面在内部批评厂他们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对他们处理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立场予以支持。

　　苏共20大引起的风波暂时过去了。但这次风波在毛泽东内心深处造成的震荡却无法平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后出赫鲁晓夫，已经成为毛泽东内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几年之后，这个问题甚至成为他考虑重大问题时的几个基本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