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0年代初的调整是深刻的、全面的，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建设上的退够和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调整，而且还深入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重要调整。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扩大化错误，几乎都在这次调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

　　在政治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调整，是后来被指责为“翻案风”的甄别平反。

　　1961年6月1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在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的指示中提出，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这一工作由农村到城市陆续展开后，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一些地区和单位领导认识上的差距，甄别工作发展得很不平衡。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近几年来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1962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即对过去搞错了或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了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一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后，甄别平反工作迅速地全面展开。到1962年8月，全国已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这一重大决策为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整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

　　甄别平反的结果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在600多万主要是因为对“三面红旗”持有不同意见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群众平反之后，“三面红旗”原先那种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又一次面临着挑战。使人们不满的不仅有大跃进自身的错误，而且还有大跃进得以发动起来的种种粗暴形式。事实上，与经济调整同步的甄别平反，与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和基调是很不协调的。从更深的层次看，这项工作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触及到了当时已经萌生的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时代的限制，尽管当时多数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具体工作和政策的层面上，但对于中央领导层那些思想敏锐。历史感强并亨握全局的人来说，对这项工作深刻含义的感受远比一般人更力强烈。

　　这次甄别平反工作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例如，中央认为，对1957年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除其中个别者外，一般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再例如，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仍然维持1959年的结论。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发言中曾说到，彭德怀1959年那封信，不少是符合事实的，提意见的方式也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这封信写错了；问题在于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国际背景”，搞“反党活动”，等等。刘少奇的这些话，代表了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诸如此类的局限性，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历史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对这类问题提出疑问的时候，更何况解决。

　　彭德怀不同意对他的指责。1962年6月，他向中央呈送了八万余言的申诉材料，为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辩护。人们不难想象，这种申诉将会招致对他个人的又一次严厉批判；但是，人们却很难想象，不久之后，刘少奇等人和彭德怀却都被带上了同一顶帽子——翻案风。

　　在政治领域里，除甄别平反外，中央还自觉、主动地采取其他一系列得力措施，缓和当时紧张的政治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针对1957年反右运动后发展起来的扩大化倾向，以及庐山会议后大范围反右倾拔白旗所产生的国内政治关系紧张化的局面，在1962年3至4月举行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对于今后我国的阶级斗争，应该看到它的总趋势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在当时得到党内外普遍的、衷心的拥护，成为上层建筑领域里调整的基本指导思想。在1962年初举行的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在这些会议上就当前形势和工作中的问题发表了坦诚的讲话，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气，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在此后召集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上，检查了近几年来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阶级

　　181782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加强全国各阶级和各民族的团结，等等。党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自1957年以来政治领域里的紧张关系，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政治调整的同时，思想文化方面调整的力度也在明显加大。1961年至1962年间，党中央先后批发了《科研40条》、《高教60条》、《文艺8条》等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科学、教育、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等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在文化工作中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左”的偏向，突出了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和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内容。

　　为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 《论知识分子》的报告。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陈毅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宣布了这一科学论断。

　　以上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周恩来、陈毅等的重要讲话，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有效地改善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使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工作秩序得以从大跃进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中恢复起来。重要的是，在这种恢复中，通过总结经验和对大跃进以来“左”倾思潮的清理——尽管这种清理还远不能说是彻底的，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逐步形成，初具规模。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许多在大跃进中被冠之以“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做法，已在逐渐失去往日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而在这两者的对比之中，我们也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分歧和消长。总而言之，七千人大会以后，由于认识的深化，各项调整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向深度、广度方面发展，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为人们在不大长的时间里比较深刻地认识这种错误提供了可能），以及克服严重困难的迫切需要 （这使人们有可能冲破一些禁区和传统观念），实践的洪流很快就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原有的框框。人们越来越接近于几乎是从总体上怀疑以至否定 1958年时的那种模式了——尽管当时他们还不可能从理论上提出“模式”这一概念，对形势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实际的估计，在客观上无异于对“左”的错误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评。解散食堂，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等，实际上使人民公社远离初衷，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高级社的水平，包产到户的再次出现并迅速推广，则已经是近乎对“公社化”的“全盘否定”了，而这居然还得到了党内领导层许多人的支持或认可；甄别平反不仅是对1958年以来扩大化错误的否定，也是对被平反者当年意见的某种肯定：知识分子政策及文化。科技、教育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1958年“拔白旗”、“教育革命”、“文化革命”中许多极端的做法。深入的调整甚至不再满足于对大跃进的怀疑，而把反思的视野扩大到1958年以前的年月。1962年7月，邓子恢在一个报告中说到：“1958年以来问题很多，但事实上毛病不是从1958年开始。合作化以来就有毛病了，根子很深。”他又说：“为什么互助组时期最好呢？那时的经营管理是个体所有，彼此互相分工，农民积极性很高。”这种敏锐的历史眼光，{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184_1.bmp}把1958年的错误同三大改造后期已现端倪的急躁情绪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这种观点又能被人们接受到什么程度呢？除去调整的深度以外，调整的全面性及各领域调整的同步、协调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济领域里的调整，很快就在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中引起连锁反应，并一度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调整以同样力度、深度发展的良好势头。人们曾经用“伤筋动骨”来形容当时的经济调整，实际上，这个形容词在一定程度上的也适应政治、文化等领域里的调整。

　　实际上，从实质上看，调整就是对大跃进某种程度上否定，是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某种程度的改革，虽然这种实质在当时还未能被人们所深刻理解。也应看到，“三面红旗”的模式，特别是它的那些极端的形式，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强烈冲击，但在一些更深的层次上，它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例如，就是在中央领导层内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或对它采取宽容态度的领导人中，也往往把它当作是“单干”，把它当作渡过困难的权宜之计，“等形势好了再改回来”。从调整的那一天起，中国就开始接触到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调整的加速进行和深入发展，随着调整的深层性质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这次历史选择的结局日益迫近：或者是势头良好的深入调整在不久的将来摆脱自己虚幻的前提，把具体的调整上升为对陈旧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或者是在被深入发展的调整所激化的矛盾冲突中，调整被迫中断或部分中断。

　　当时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者们，都希望在8、9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讨论和分析半年多来迅速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在诸如包产到户一类问题上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推动调整深入发展。

　　那么，七千人大会之后，对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争论，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半年多来，毛泽东对此似乎没有直接提出多少系统、全面的意见。但是，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明白，他的态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能听到他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希望听到与中央多数人相近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社会上系统阐述的观点却出乎他们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