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2年底至1963年初，苏共及受其影响、控制的一些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的攻击。我党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希望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但分歧已发展至此，这些努力已无济干事。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7篇答辩文章。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这些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对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有一些限制。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对国际共运中一些基本问题的总看法。同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于6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复信就诸如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概括、当前时代及其基本矛盾、怎样对待社会主义阵营、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怎样认识和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经过频繁磋商和尖锐的争论，中苏两党于196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了高级会谈。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会议进行期问.苏共中央违背双方达成的协议，破坏会议气氛，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和攻击。7月2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并声明“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苏联又掀起了一次反华宣传高潮。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 《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革命与建设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这场空前规模的公开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党对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当时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愿望，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捍卫了中国和中国党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斗争产生了深远的积极意义，这在东欧巨变和苏联瓦解之后，看得更为清楚。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曾总结说，“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未，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12)但是，在涉及国际共运的理论和战略策略等问题时，两党都有不少错误。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也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13)

　　回顾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也有过一个总的看法：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己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14)

　　中苏分歧和论战不仅震动了世界，而且也多方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

　　早在1956年苏共20大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就已浮现了“出赫鲁晓夫”的阴影。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时，就曾认为这股“右倾风”与国际上修正主义相呼应。

　　自60年代初起，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也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六十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等国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196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论及当时农村整风整社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不每年整风，将会出中国的赫鲁晓夫。1961年初，他在说到莫斯科81国党的会议“病根未除”后，接着指出：病恨在我们国内也有，不仅党外有阶级，我们党内组织也不纯，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所以，我们也应纯洁党的组织，办法就是整风和整顿组织。

　　经过不断的思索，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国内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基础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在他认定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高薪阶层后，对国内的高薪阶层、干部特权也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说以前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例外的话，那么，在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之后，就不能这么说了。他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更多，所以更应提高警惕。(15)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泽东开始对“三股风”进行严厉批评时，曾尖锐地提出：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

　　他还提到：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个难想象，1961年11月苏共22大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加深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警惕的目光，反过来审视1962年上半年国内调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内形势的忧虑和不安。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开始把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所以，1963年2月，在说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时，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到1963年下半年。他的提法更明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的反修打下基础，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到1964年，他已经把“四清”中的那些“典型”如天津小站、甘肃白银厂直接等同于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了。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那些已经变修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归根到底，是党和政府的蜕变，是党、政、国营企业及其他部门中产生出大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结果；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代表，这些新形成的概念和思路，马上又被用来分析国内的问题和形势。所以，“四清”运动中很快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等概念，得出了“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结论。(16)

　　中苏大论战加深、加重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存在着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相互呼应”的问题，更是因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与国内“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之间的逐渐重合，以及由于“反修”、“防修”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措误有力的放大、催化作用。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迅速发展，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