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主管人事工作，县级以上干部调配全经其手，他成为国家主席，要经宣传，老百姓才明白他在中央的重要性。刘长于策划指挥，思想周密，每名上任高干，他都必须亲见谈话，将自己对国家看法表白一番。刘系统就在此时打下基础。

　　到邓小平任职刘助手为书记处书记，手掌全国干部升调重任，刘、邓的合作，才成为“水泼不入”系统。

　　毛泽东所指的“水泼不入”，是因为他不明白行政工作程序，官僚政治是一层听命一层，这是国家和社会安定基础，也是腐化、脱离民众的来由。毛喜欢延安作风，随便下一张条子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刘邓调派的干部，有责任心，懂大局，党主席的条子一样要请示上级。邓小平党性甚强，凡事按党章办事，将条子推向行政系统。毛不怪主理外交及经济的周恩来，就只怪国家主席刘少奇“不放他在眼内”，邓小平凡事不向他请示。这就是停止过去高层条子来往作风，日久结怨的成因，毛还想用管理延安手法管理大国，毛病就出现了。

　　比职权更高的东西就是情理，毛不懂尊重别人，邓小平不懂圆滑，刘少奇性格又别具一格，中共的理想就如此简单的当啷一声堕地，摔个粉碎。

　　刘少奇不苟言笑，神情平肃，人生最得意的时候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几千年的相学知识说得明明白白：祸在旦夕之间。时间一到，不由不信灵验非凡。

　　刘少奇一生追求的完美是忠心，对己对人都是如此。中南海住客中，他很少与人来往，只与周恩来、彭真和邓小平聊得开，他尊重朱德，每天必去朱德和毛泽东家探望，对于他领导的就以上示下。由于强调职权，不讲中国人最重视的交情，大权在手时就如挥指掌，权力一失就无人理会帮助，甚至无人怜悯。

　　毛不懂刘、邓系统的优点，只觉得自己束手缚脚，简直是大权一失，就不被放在眼里。细想之下，又发觉刘、邓自上而下系统，生活悠闲，打牌消遣，一片升平。他告诉自己，腐化正侵蚀当权派。一九六二年，他在诗词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满江红，却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英雄豪杰如毛泽东，到了自身权利受损，也就会用理想、国家、正义为自己行动解释，行动一上轨道，就骑上虎背，忘记初起怨愤，一心一意为引用的理想而加诸行动了。可见今天文化人的某些可笑行为，是一脉相传，可以相谅的。

　　毛泽东比刘、邓聪明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他退居第二线，但军区将领全以他为偶像，毛的自信就隐藏在这里。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刘、邓系统一受致命冲击，恍然大悟之下，只能调动工人来组织工作组对抗，企图领导红卫兵。

　　但军队在毛掌中，主动权就在他手中。

　　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恩怨是非背景，如果以梁漱溟所说的是毛泽东疯狂来解释，是懒惰而不是精明。何况梁漱溟与毛泽东都是自视甚高，个性上彼此相轻、相厌，文人眼中的沙尘，并不随时间和学问增长而消失，更不必说知已后能知人。

　　要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往往左右不讨好，他要权，这是不同角度的人都公认的，要权来做什么？说法甚多。

　　右派文人说是中共党内残忍斗争的必然发展；相信民主的文人说毛疯狂了，为捧江青作接班人而残杀百姓，危害中国；左派文人说毛是为了理想，错误判断时势，导致了文革的产生。

　　刘少奇、彭德怀到邓小平，都是身经百战，从斗争中成长过来的人，在与毛的分歧斗争中，难道如世人所知的任由对方宰割？

　　毛泽东死后，左派的文人为了尽快表明自己的纯洁可爱，终于认同了右、中文化人论点：毛泽东个性残忍，屠杀功臣，扶助江青，起用小人，荼毒苍生数千万。

　　世上的大道理，往往不及闾巷吵骂，风日洒然。爱政治士人，时常慷慨激昂，但往往只激昂，慷慨是装出来的，更不必论达观。是非论断缺乏情理，就有无常之感。所以，我常说，文化人下笔的怨恨，文字中的歹毒，与诅咒毒骂中毛的残忍，不相伯仲。他们不明白只有亲才是当头一捧，恨出来的啰唆，只令人难受、煽情，却不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