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西方国家在香港民主知识份子笔下，称为西方民主社会，他们认为，在目前世界上，这种社会制度，尽管有缺点，却能随时间逐步自我调节，比社会主义社会更安定和繁荣。经济成就和人民的物质享受，在在表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优点。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反覆斗争现象，证明了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因此，香港民主知识份子认为，在今天的时代，还在为中国社会解释是人格的堕落、是知识的浅薄、是不懂逻辑及现代化意义的落后行为。

　　我们的疑问是，西方民主社会，政治上是否近乎完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否更为公正？

　　第一：我们都是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我们知道如下事实：我们的社会基点是建立在承认人是自私的，自私不能改造原则上，因此，我们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希望用不同力量对抗来保持社会平衡及活力。

　　但是，眼前所谓民主自由社会，放弃了改造人性自私的手段，承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正常的，虽然我们虚伪地继续在小学、中学教育中，向学生说：要为社会贡献力量，要做一颗有用螺丝钉，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事实上，连小学生都知道，整个社会根本不理这一套，每一个人都是为金钱奔忙、为物质享受的增加奋斗一生。学校里已经是唯利是图、唯己为是的真实环境。他们会不会视教师的话为白痴疯言？何况，今天的教师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学生榜样？

　　这种充满矛盾的教育方式，只不过为满足统治者和知识份子的虚荣感，是媒介和舆论的假大空，用“好好培养下一代”自欺欺人。我们习以为常，不觉其异。每一代从小就知道：讲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是正确的谋生方式。这种只为满足虚荣感，与社会价值南辕北辙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是一代比一代更以自私为本位，更懂得如何骗人，且视为正常的接班人。

　　在假大空名目上，今天的自由民主社会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这只是面门话，如果你肯定自私是不能改变人性，而且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原则及道德基础都从这里基建起来（谁能否认？），随文明的复杂、物质享受精华化，道德风气将会一步步走向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上去，法律是无法阻止的。

　　放眼香港，二十年前，打劫银行是坏人做的（社会公认），今天，随“社会的进步和透明度的增加”，劫匪抢钱越多，越被市民视为英雄和“醒目仔”。尽管报章、电台把他们叫做匪徒，但占大多数的市民，只有欣赏及羡慕的感情。请去问除了有名有利既得利益者之外的市民，谁不对陈松青欣赏？谁不说马惜珍是好汉？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能如学者所论产生应有效力吗？不，不会的。就算运用死刑重典、大开杀戒、利之所在，罪恶也会一年比一年增加。这就是承认自私，承认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带来的必然结果。

　　民国时候，军阀割据，水客（携带商品过境商人）以运货谋取暴利，若干军阀采用枪毙方法企图杜绝水客。但被抓即死，物品价值因而暴升，利之所在，更多人甘冒枪毙危险偷运货品。

　　也就是说，当社会教育已失去建立抑私扬公作用时，法律是无法抑制“犯罪”行为的。只要社会大众对“犯罪者”采取欣赏眼光，法律更加无可奈何。

　　第二：在认为自私是人性弱点，可以逐步改造的社会里，只要采取一代教育一代方式，一百年、二百年的贯输下去，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必定一年比一年增强。但是，在承认自私是不可改造的社会里，社会的安定及繁荣只依靠法制和法治。在彼此都懂表面文章，阴一套、阳一套水准一年比一年提高下，人民反而愈来愈以个体利益为中心，正如美国纽约及底特律，只要大停电就引发枪劫及暴动，所有的安定及繁荣，只建立在火山口的表面上。

　　第三：民主知识份子大抵会反驳说：在政治制度上，自由民主社会有公平的选举，人民有罢免统治者权力，是目前比较完美的政治体制。

　　真的吗？不。当然，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安定，理论上是依靠不同势力及团体在对抗中产生共存的平衡。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些对抗的力量中，存有全心全意为社会及大众谋取利益的个人或团体。但我们却可以更肯定，这些个人及团体必然力量微弱，人数甚少。是因为，这是一个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基础的社会，这些团体及个人，在“正常”人眼中是白痴或异端。

　　在今天的民主自由社会中，大家心知肚明，大多数团体代表的是某一阶层利益，大多数人出来竞选议员，为的是个人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议员与团体的文章中、演说里的社会利益、大众利益都是假大空的表面文章，是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

　　英国记者在《末代港督》电视片集里访问香港所谓“民主派”的头头：你怎么能够对电视机镜头向市民说假话呢？那浅薄的家伙见有“民主”国家记者关注，顿时骨头酥软，面不改色自豪吹嘘回答：我只要拉长脸孔严肃说话，他们就相信了。电视片集播映之后，以市民喉舌自称的媒介缝上嘴巴，以正义自称的民主知识份子全染了聋哑病。英国主子在离开后为了增加香港中国人内斗资料，不念旧情地煽了忠仆们一个响亮的巴掌。

　　在美国和英国竞选议员、总统，没有庞大的金钱作后盾是不可能的。金钱买来媒介力量，利用宣传媒介来散播高谈阔论欺骗选民。普通人永没机会，他们只有投票的“自由”。事实上，所谓投票的“自由”也是在有计划宣传媒介引诱下进行的，投谁一票只决定在谁的假大空宣传绰头好，手段比其他竞选者高明而已。普通人是被有钱人用“钱”洗脑引诱去作决定，不知不觉间还告诉自己说有投票自由。他们的真正自由是投那一个有钱人支持的人的自由。

　　由于社会肯定自私，因此，为自己及团体利益谋利的当然比为社会大众利益者多得多。何况我们承认权力可以腐蚀人性，说到底，坐上美国总统职位和坐上香港前立法局议员职位的，有多少是相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服务精神？正如一位宣誓效忠英女皇（代表英国利益）的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口口声声说中、英不懂香港人利益，他们要为香港民意请命一样，人们应相信他的誓言（人格）还是相信他的话？这其中的矛盾，香港市民一直视为不必理会的“正常”。这种社会，会令抢了银行，在法庭上口口声声不认罪的抢匪服气改过吗？这种殖民地心态已达变态状况！

　　第四：民主知识份子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民主社会在几十年来，统治者逐步开明，懂得用税收等劫富济贫手法来平衡财富，减少贫富悬殊，令阶级冲突减少，平息积怨。真的这样吗？不。这只是万斤田大话之一，只为了欺骗大众，令他们安心被统治的鬼话之一。

　　我们看香港过去的历史，在民主知识份子支持鼓吹下，港英政府用十五年时间，令贫富悬殊飞速加剧，今天的富翁财富是以亿作单位的，今天的穷人一家数口，月入三千五百元左右就占香港人口百分之三十，富人一餐以万元计算。这个社会所以稳定，是因为增加了大量中层收入人士，利用了中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渴求安定恐惧心理，在传播媒介带引下，成功的组成社会舆论，把怨恨和不平情感引向反共、反中道路上去。

　　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由资本主义经济来推动，这是肯定自私是对的社会必然动力。故政客们，不可能真正劫富济贫，他们只是运用法律来劫中层收入人士的金钱来济贫，在敢怒不敢言的人头上动手，富人自有精英们替他们找出逃税方法（在这个社会中，道德上来说是正常的）。所以，保证社会安定的因素是社会舆论（报纸、电台老板都是富人）的鼓吹和中产阶级的恐惧。

　　这当然不是永远安全之道，因为，社会道德肯定自私正确，肯定追求物质享受的实在感，有钱人的生活享受，无时无刻在电视和电影上显耀、吸引千千万万的青年（中、下层）去努力追求及作模仿消费。如何去得到这些东西呢？除了犯罪之外？大多数青年依靠读书和工作，心知肚明此生与大富翁殊途相异，永远没有发达的机会！青年一代这种得不到的怨恨，一天比一天加深，他们前途茫茫，结婚生儿需要金钱，过正常生活需要金钱，社会给他们的机会是几乎等于零，因为，他们可能因父母贫困而缺乏教育，可能因性格和环境影响而浪费青少年时间，社会风气又在旁鼓吹有钱的快乐，这种怨恨为的是个人利益，是对的，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青年们不敢动，是因为由富人支持的统治者定下的法律起一定的阻吓作用，但他们的不满时不时暴发。只要有人鼓噪，就可以因足球事件引致抢劫暴动，推翻豪华汽车来泄愤；只要有人怂恿，就可以两三人合作抢劫（为自己谋福利）。今天的西方民主社会用物质来引诱青年产生动力，为资本家服务，间接上，却产生了更多的绝望，可望不可及的怨恨。这是安定繁荣下的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整个经济经构，依靠肯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原则来生存。所以，美国总统为了竞选连任的利益，为了支持他的财团利益，不可能消除庞大的赤字，不可能令美国从庞大的经济赤字里脱身出来。这是个人和团体利益第一，以自私为原则社会的悲哀。

　　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的眼前有两个媒介和社会舆论推崇的民主英雄：李登辉把台湾“民主”化，彭定康给香港带来“民主”。

　　李登辉统治下的台湾，连推翻中华民国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自由进行，立法院上可以诋毁他，有示威，有反对党，可是，谁能够否认，李登辉是台湾历史上最专制、极权的领导人。他要谁升官谁就升官，他要谁倒霉谁就倒霉，是他一手扶起民进党，一手削去国民党的力量，他也自认为是如来佛，谁也逃不出他的手掌。

　　彭定康的民主更容易，只不过是为了替支持他搞政改的人夺取名位，有计划的增加选民人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叫某名整天为菲佣争取权利的所谓“民主派”人物得到立法局议员席位，就下令让没有居留权，没有义务的菲律宾女佣也有投票权。我们在“未代港督”这部电视片集里，可以看到他对一手提拔，忠心耿耿的华人走狗都不信任，几个英国人在秘密会议中完成计划，再命令那些华裔狗腿立刻执行。所以，他可以用白种人的傲慢毫不避忌地对镜头大骂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然后哈哈大笑。他当然大权在握如挥指掌，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九七年之前三任港督中最专制、极权的统治者。

　　李登辉那种傲慢的权威，自大的霸气和能言善辩，口不择言的得意忘形性格，和彭定康是何等相似，就像一个饼印里嵌出来的两块东西。

　　但是，他们都是香港知识份子推崇的民主英雄。

　　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里一针见血指出，实行“民主”必须有压制各种力量的专制权力。李登辉和彭定康的民主知识比当今其他中国人高明得多，他们深知其中诀窍，他们是独裁者，所以，他们能够成为民主英雄。

　　问题的关键是，李登辉之后，如果没有一样手段利害的独裁者继承，没有了“如来佛”李登辉，谁能驾驭台湾这个山头林立的社会？李登辉留下的制度能解决惨烈的权力斗争？只有白痴才会相信。

　　彭定康运用独裁权力对付中国，不顾后果地在玻璃屋里丢石头。如果不是香港的地理因素，中国的强大力量震慑彭定康培育起来的力量，独裁者离开之后，谁管理得了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一定重现。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独裁者李登辉和彭定康高高在上，当他们意识到没有人和势力能威胁到他的权力时，就放手让下面组党搞派，互相缠斗，体现“民主”，至于搞出什么龌龊风气，戕害下代的派别仇恨，独裁者一概不理，只要我自己如挥指掌便行。民主制度里的独裁统治者，从来是短视的，不负责任的，一切施政只方便自己，那些诺言和豪言壮语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社会，迎合人性的自私欲望，让人人名正言顺的为私而私，在道德支持下追求物质享受，如鱼得水。但是，这一种社会只如猪栏中的猪在寻求安逸和快乐而已。人比猪多了思想，思想助长自私的欲望，社会制度进一步助长这种风气，漠视教育的矛盾，法律的矛盾，阴一套、阳一套的矛盾，贫富的矛盾，中产阶级怨恨的矛盾，青年人缺乏机会又被引诱的矛盾，西方民主自由社会并不是天堂，而是人类的悲剧，是畸型的民主社会。

　　第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可以逐渐看到“成熟”的民主体制已经替西方国家带来尾大不掉，有苦自知的危机：人民知道高谈阔论的虚伪性，投票率逐年下降；政党利益逐渐高于国家利益；一代比一代自私、浪费、暴戾；在言论自由等假大空画皮下，媒介反过来左右政府施政方针，真正统治国家的黑手是傲慢的白种“民族主义”媒介大亨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