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开会后毛回上海，一九二四年再到广州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十几天后到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此时，第一次碰上官僚办事效率，急燥的毛不堪刺激，转身回湖南湘潭“养病”。

　　他在湖南组织廿多个农民协会，军阀就通缉他，他又逃往广州，住在中山医院，这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的事。

　　十二月底，他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中宣传部长。宣传部职员，虽然只有七、八人，却有一个很坚固团体，他们都是广东人，对新部长毛泽东，抱不采不理态度。

　　毛忍气等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国民党二届大会后再由汪精卫推举他代理中宣部长，就一举淘汰旧人，整顿部属，招揽了沈雁冰、萧楚女、顾毅宜、葛季膺，又编了《政治周报》，到五月十五日辞代理部长之职。这段时间，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家庭生活最安定日子。

　　他们的家庭就是广州寺背通津州八号，与沈雁冰一家同住，当时，杨开慧刚生了毛岸青。

　　毛结婚后，就没有一刻的停留，就算在广州的日子，也都是思省愤激。当时的他，有才干而不练达，做事有派头而不精透行政工作。因此，没有绝对权力，就让官僚肘制了权谋。

　　杨开慧此后就回去湘潭教养儿子，此时他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勤。以她的开明能干，免不了会替毛在湖南控制基层组织。

　　在广州寺背通津州八号时，毛是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沈雁冰（矛盾）和萧楚女与他住在一起，一天晚上，易礼容和朋友一起去与他们闲谈。毛批评各人的长处：“楚女能够煽动群众而不能教育群众，雁冰能够教育群众而不能组织群众，礼容能够组织群众而不能领导群众。”言外之音，对待群众，只有他才能集三者于一身。他明白群众畏惧及顺从的是甚么人，是天生有地位的人。

　　卅七八岁的毛泽东，头发长得像监牢里的犯人，往往三个月不剪，脚是常年不洗，不穿西装穿长衫，但他的长衫像乡下削头司务的那样常常被油污占据，说的是一口湖南土音。这是王唯廉笔下的描述。

　　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报纸是汲取社会动态的唯一媒介，毛的好奇“用功”，惹人注目。

　　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已是陈独秀之外甚引人观注的共产党人物，当年的秘闻作家如此描写他：　　

　　第一：他和人谈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看自己的鼻子，可以想见他的思索力是很集中。

　　第二：他对于任何小事都是留心的考察，举例来说，作者与他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同事时，他看见房间里或路上有甚么字纸线条，总要检起来细心看一遍，以冀发现甚么秘密。

　　第三：他唯一的本领是读报，他读报的范围是广宽的，无论甚么地方的报章都订来读，而且读的时候又特别细心，从评论读到广告，一字不漏。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时，几乎完全不读书而读报；他在广州寺背通津八号，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吃看报，大便看报，坐在车上看报。睡在床上也是看报。他自己曾说他的学问是从看报得来的。

　　第四：他不仅看报，而且甚么刊物也都搜来看看，据他说，凡是一种刊物，只要有一、二个人去读他，我们就该看，销路好的更不用说了，我们应研究它为甚么能得到读者欢迎。

　　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毛在走路时，见到地上一个火柴盒，也要弯腰拾起来，看有没有剩余的火柴枝在内。可见毛这个习惯，不单止俭朴，也是他自年轻时养成的好研小事习惯。

　　毛在文革开始时，飞车南下，先到上海布置人员，用上海的报纸，首先发难。后来他提倡大字报和大鸣大放手法前所未有，别出心裁，可见对报纸的宣传、煽动作用了解透彻，以他的练达才干，渗沙子、抛石头神色不变，因自信而不吃惊。

　　但毛不是对行政精通的人，他只是搞事人物，将将人材。长沙第一师范时他煽动、组织、是首领，代理宣传部长时是策划、教育，是一方大臣；到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央农民部长时是教育、煽动、是宣传家。从图书馆管理员，党员到湖南王，井岗山暴动后成“山大王”，革命成功后成主席。他煽动、组织、教育、领导群众，诚如斯言是第一流。他从来有狠劲，却未忍屈辱膝为政府里小职员，不明白行政工作人员对人世之情的无动于衷冷漠态度。

　　自古豪杰所以不能始终，都是大场面见过，各有一套修练出来的东西，用热情和直爽行官僚政治。运气和才能令他如臂使指，他懂得凡人的弱点，却不知晓凡人的生活。因为生活的磨擦力，足可消磨任何豁达和胆量。何况毛喜欢小事上动脑筋，也就喜欢小事上观人察事，定亲疏、断好坏。

　　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样不明白行政机构的力量，蒋是用威严行世，毛是用指天划地，挥洒自如。他们的挣扎和斗争都是大事上眼，对凡人的生死，得失就像赵紫阳所说的，从战略眼光上去看。赵紫阳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忙于使用权术迫胡耀邦下台。可见世事永恒，不同的是运用者的邪正分别。

　　毛和蒋从底层窜上，命运的力量使他们从未踏足中层官僚生活和工作里。因此，他们对底层和高层分出了喜憎和爱恨，就不知主宰社会是非的中层官僚生活里，“残忍”和“生活”，是另一种逻辑。

　　毛善于谈话定亲疏，是纯中国传统的默化，更是湖南佬搞政治传统手法。他用了王洪文，见了张春桥，看了姚文元的文章，亲近了江青。他利用了报纸、运用大字报，煽动了学生，在一九六六年有了文化大革命。

　　他注意小事就容易用错人。懂宣传而懂煽动群众。由于理想、从自信而狂妄。因此文革一起，人人觉得大事当头，连毛也没有去深刻的揣测打算。中国人只要觉得世事可靠，只要觉得气象壮阔就行。当然，历史上任何惊天动地的变动，都是如此糊里糊涂的。

　　没有师大的煽动成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延安的成功，更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没有中国人喜欢讲究情面传统和湖南人的粗暴、深沉，就没有姚文元、江青和张春桥。没有对青年时代的缅怀，就没有王洪文。

　　没有一九四九年的意气风发，就没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当毛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告新中国成立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真是悲壮凄凉！他大概相信自己的话是天语纶音。非神道所能比拟的。以彭德怀粗獚而善用权谋，林彪的狠辣而多疑善妒，周恩来的深沉和高级修练，刘少奇现实到对世情无动于衷，邓小平的机智和肆无忌惮，一一对他拜伏。于是毛自觉了不凡气慨。他忽略了情理、尊卑是家庭产物，一到入世是另一套，官僚及民间之巧妙，仍钱字最大。毛不懂薪金二千青年职员可对薪金五百看门伯伯辱骂的威力，这才是繁荣及人性精妙所在。毛和蒋都不懂、就有始无终。

　　但毛的一切都来自理想、这原因、我们将在下面章节中述说他的生平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