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对自己的国族文化彻底失望。所以，鲁迅先生主张不要读中国书，柏杨认为中国残忍无耻应该咀咒，李敖主张全面西化。

　　三十年代，中国知识份子眼见苏联革命成功，突然汲取到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其对社会不平等解释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他们真诚的为之奋斗终生，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结果，今天大多数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

　　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知识份子眼见西方社会经济、科技欣欣向荣，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民主、人权，觉得只有英、美体制才能解救中国于苦难中，相信也有人是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终生，牺牲性命在所不惜，不过，以香港为例，大部份的所谓“民主派”知识份子只在为个人眼前的富贵荣禄讨英国人欢心，出卖中国、香港利益的同时高呼民主、人权而已。

　　民主社会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权（人道）的解释上，简单的说是“生命不能随便被人夺取”（有保障），“思想自由”和“财产私有权”上。也就是说，人不能给其他人操纵。

　　要保障以上的一系列人权，理论上，民主社会以“法制”和“新闻自由”两大法宝作基础。

　　运用新闻自由，保障不同声音存在，保障反对派的权利，达到人民监管政府及制衡掌权者的目的。

　　运用三权分立“司法”、“立法”、“执法”的独立运作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的道德力量。

　　也就是说，民主社会在理论上，肯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人性是不能改变的，使社会各阶层在具有贫、富，贵、贱的结构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向上爬（人权）。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精神。

　　好了，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与民主社会乌托邦比较一下，就会发觉彼此的分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性可以改造，资本主义肯定人性自私是正常的，要改变人性的人是极权和冷血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则所谓唯物主义者）已彻底被丑恶人性击败，你看中共初掌政权时，上下归心，政治开明，敬老扶幼，世界华人纷纷自愿回国。六十年代开始，高层争权夺利，尔欺吾诈斗个天惨地愁。唯物主义者企图改变人性，结果反被人性的劣根性征服。

　　但是，印度法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胜美超英，各种反对党派也公开活动，媒介用足劲鼓吹人权、人道、肯定资本主义精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数十年。印度思想界、知识界言行已达到西方国家不能挑剔的自由程度。可惜，这种西方人满意的“现代民主”社会体制，没有令她的经济起飞、没有繁荣，贱民和女人的人权依然故我。

　　因为，她有“法制”而没有“法治”，尽管她有一整套法律，在体制上，达到民主知识份子认同的先进尺度：“司法”、“立法”、“执法”三权独立，又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在旁制衡和监督。民主制度从理论变成实践，国家贫困一直有目共睹，一直解决不了深入骨髓的腐败和贪污现象，九亿的印度人民，除了富翁和知识份子享受现代民主体制优点，八亿九千五佰万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里翻腾。

　　事实上，印度民族和文化，并不适合施行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套东西。民主制度令他深陷无可脱身的深渊，她已经勇气全失，又缺乏伟人带领国家改辕易辙。数十年来就此停顿。西方国家当然十分高兴。

　　日本民族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贱民的人权和思想自由，向上爬自由，没有因为建立民主体制而改变。他们没法享受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给予的保障。轻视女性，歧视韩国人、外国人的风气，在三权分立制度里继续种族歧视。贪污横行，金权丑闻成为反对党夺权的武器和借口，也不能阻止富者侵占贪者财产私有权，贫者被洗脑甘居底层的思想不自由情况。但是，日本经济突飞繁荣。她的成功，并不是施行西方民主体制的成果，而是封建铁板一块的民族性巧妙地配搭上“法治”的运用。

　　西方民主制度不能解决美国国内印第安人的困境，他们的人权和黑人一样，到现在还不平等。但没有香港知识份子为他们的人权叫冤。

　　一次纽约大停电，立刻爆发大抢劫，并不比中国一次北京球迷暴动高级，但香港知识份子大骂中国人因中共统治而愚昧下流。英国球迷每年死伤以千百计算，却视为民主社会的正常产品。

　　这都是用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来衡量人与物的不正常正义感，并且由这不正义的人主宰香港舆论，形成没有正义的社会标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十年来的安定繁荣，与民主制度无关，他们靠的是三大法宝：

　　（一）法治。认真执行法律，贯彻教育法治精神。虽然有许多人用不正常方法走法律漏洞。但无论如何，总有一条由法律组成的路可让人们感到安全。人民知道最底限度的安全感在那里。如拘捕廿四小时内须由执法者交由司法者，于是，不会出现无法无天情况，可以随便拘捕别人，关押一年半载没有结果的令人感到恐怖和不安全情况。当然，固若金汤的“法治”也保障了西方统治者和知识份子的既得利益。

　　（二）培养由知识份子组成的庞大中产阶级，用现代科举方法，使知识份子有了文凭，就可得到中层以上的生活水准。由于组成社会舆论的是知识份子，新闻自由也是由知识份子享用，所以，知识份子一旦组成庞大的中层既得利益阶级，他们在保护自己利益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自觉在保护正义、民主、自由、人权和社会公义。于是，一有违反社会安定的声音和举动出现，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就异口同声指责。

　　在此情况下，政府可安坐钓鱼台，可以不怕任何人发牢骚，在媒介的高谈阔论支持下，社会舆论成为政府的支柱，这便是“法治”的真正功能。

　　反过来，社会舆论与媒介可以使人民耳染目濡了“法治”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关键的要点是，掌握“社会舆论”和“法治”这两大武器的是既得利益者，是要求安定的中产阶级。因此，聪明的统治者懂得提高知识份子的待遇和保障其安全感，然后，依靠他们的“道德基准”教育出承接的下一代知识份子。现代科举制度确有其愚民优点，这也是印度民主知识份子只懂夸夸其谈，人民在穷困里挣扎，社会继续安定如旧的原因。因为，不管那一个国家，民主知识份子从来只是统治者的帮凶，是没有人心的一群禽兽。

　　在此情况下，政府不怕任何反对意见。反对意见的出现，反而可衬托社会的“民主”和“开明”。“话可以说，但政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依靠教育产生的自信。

　　“民主”产生在“精力过剩、狂热扩张、永不知足、为所欲为”的西方文明土壤里，只有“侵略成性”和“视狡猾为常事”的西方人才能如鱼得水。在真正的中国人眼里，西方民主是穿了矫型内衣的女人，内里与外表截然不同。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里指出个中关键：如果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一起进行欺骗比赛，十次之中有九次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取胜。

　　中国人不懂得，西方民族骨子里的奸诈，玩弄公义，藐视真理特点令他们善于运用豪言壮语，懂得如何把伟大空话发挥至尽，将大是大非的高谈阔论鬼话拿来骗人和攻击“异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短处往往印象深刻，对自己的缺点却会习以为常，理所当然，所以，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反求诸已”这个辞汇！从他们的主人──上帝恩赐的反口覆舌技巧使西方人能轻易的缩须弥为芥子，玩天下于股掌。

　　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性肯定为了“正义”使用阴谋诡计是正确的，怎不与“民主”慨念一拍而合？捏圆捺扁从心所欲！从骨子里看轻“智力”不足的东方人呢？

　　当然，中国的民主知识份子还以为只有实现西方社会的多党制才叫民主体制，认为非此不能体现民主优点。“中国傻瓜”们不知道，这只是民主外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和一党执政有何不同？两个政党都是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准。怪不得西方知识界喜欢辱骂中国知识份子“智穷理浅”。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主人没有看得起替他舔皮鞋奴才的理由。

　　如果，中共由胡耀邦组织“共产民主党”，李鹏组织“共产共和党”轮流执政（两个政党都相信共产主义的），每四年来一轮竞选表演，是否迷信民主的知识份子就满意了？他们之间，一定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事物有鹰派和鸽派分别，互揭贪污、情妇等臭史。

　　英国工党中最激烈的，不过是一群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但企图汲取社会主义理论中某些优点的既得利益者组成而已，与戴卓尔夫人一样，是坚定的认为必须“埋葬冷血共产主义信徒”的人。

　　美国、英国的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党派有何不同？没有，都是花瓶而已。如果美国共产党势力在某一州达到可以威胁两党竞选力量时，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会不会动手，当然会啦。难道你会认为策划中美洲政变的大搞手能“民主”的容忍？

　　智利左派凭民主竞选胜利上台执政，立刻被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军人政变、血洗和推翻，美国、英国都十分欣慰。他们不理人民投票选出来的总统的“生命权利”、“思想自由权利”等“人权”了。

　　所谓新闻自由。每份报章在骨子里，只是表达报章老板或编辑个人的见解。他们的价值观代表了这份报章的观点。不同的报章，假如说二仟份吧，只代表二仟个老板或总编辑对事物的看法，不能说代表人民。

　　反过来说，记者、编辑事实上就是在同一模子嵌出来，教育出来的中产阶层，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正义尺度都是资本主义体制定做嵌成的。当然，他们有统一坚定的法治观念（也是由小到大的教育），会为社会上的某些不平呼冤叫屈（这也是报章老板乐于见到的“开明和人民呼声”现象），如果某记者相信共产主义一套说法，他能在华尔街日报耽多久？还有思想自由？

　　再看法官、警察和法律起草者如大律师们，他们也是在同一教育下有文凭的既得利益知识份子。他们会坚信共产党徒有同一权益吗？

　　他们的反应会像过去共产党对付他们一样：绝不手软！时代当然不同了，九十年代的共产党徒见到他们，只有自卑和恐惧。

　　英、美、法、日等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都有严谨的审查关卡，把任何思想左倾，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排斥在外。为什么？什么“宪法”规定的人权和信仰自由不见影子了！“智穷理浅”的中国民主知识份子竟然不懂用脑袋想一想。

　　所以，如果不能认真贯彻“法制”，如果没有周密可靠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一批认同体制的知识份子，让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再由他们培养下一代，提倡“民主、法制”。三权分立绝对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一样是互相勾结，贪污腐化如极权国家。如果“法制”和“法治”深入民心，贫富悬殊、鱼肉百姓、奴化人民现象都可以在知识份子控制的媒介帮助下，合理、合法的存在千秋万代。

　　当然，在资本主义体制未臻完美，知识份子未能领悟和懂得运用“民主”两面性的东方社会，如果没有认真贯彻的“法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起不了替人民“监督”政府的作用，只增加知识份子们利用知识勾结各官僚搞“官倒”、“贪污”的机会而已。当知识份子像西方人一样懂得“民主”的诀窍后，认真贯彻保护自己利益的“法治”结果，就能使他们晋升为统治者的打手，巧妙而温文歹毒地抑制异议的声音。

　　结论是：眼前的西方社会的繁荣不是因“民主”而是因“法治”和“教育”产生。“民主”只是西方社会进攻共产主义的武器，是另一种自欺欺人的“假大空”。

　　我说过，成熟的西方文明带给人类不是民主、人权这些骗人玩意，而是无限的浪费，无限的污染，无限的恐惧和无限的自私。

　　事实上，“民主”这个观念的产生，还涉及西方社会统一的基督徒思想，在这种“上帝”成为“国教”的国家中，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在其宗教教义中，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故父母亲情并不比朋友强烈，忏悔可以洗脱一星期的罪，这些民族性，与整个民主的慨念是紧扣吻合的，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