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个人崇拜是典型的唯心的英雄史观。它与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相对立。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身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在言论上大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严厉谴责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又十分欣赏亿万群众对他的个人崇拜，致使整个中国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狂热的造神运动。这两种绝然对立的现象共存于毛泽东一身，如何解释？

　　一、由反对个人崇拜到需要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一个过程，毛泽东本人对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反对到需要到欣赏的过程。

　　伟大的历史运动需要有杰出的的人物来领导，而伟大的历史运动定会造就出这样的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在经过胜利、失败的多次反复中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并赋予他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荣誉。大约从1940年起，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就开始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的思想。1943年，正值毛泽东50岁，党内一些同志酿酿为毛泽东祝寿（当时延安50岁祝寿较流行），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①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当时有人还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不赞成这一提法，认为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当时谦虚谨慎。他告诫全党要力戒骄傲，推荐大家读郭沫若写的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致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经验”，认为“会是很有益的”。他在信中恳切他说：“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②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的这些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开始显露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苗头。不过，毛泽东自己比较清醒。他在《“七大”工作方针》讲话中说：“决议案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者，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又说：“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经济、军事、政治、党务各方面的工作中，我都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社会出来的人，只有①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这是出于毛泽东的肺腑之语，绝不是客套话。

　　①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页。②毛泽东：《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①毛泽东：《“七大”的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②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在进北京的时候，他提醒自己：“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希望在新的考试面前考个好成绩。在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他内心激动，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大典结束回到住地，他对身边的工③作人员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开国之初，有的城市拟议建立毛泽东铜像，以表示对自己领袖的尊敬与热爱。1950年，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时站像四幅。5月20日，毛泽东在来函的“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他又批：“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同年，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提案，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10月27日，毛泽东批示：“不要这样做”，并转给周恩来。

　　全国解放初期，他头脑清醒。1952年9月25日，他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将两处“毛泽东思想”删去，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在1953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他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意见，又说，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因为当时报刊上有马、恩、列、斯、毛的提法。1953年，毛泽东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他将二些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4年12月拟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为这稿加写了如下的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1954年，毛泽东在审阅宪法草案时删去了颂扬他的文字。他指出：这不是谦虚不谦虚，“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①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有人提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他拒绝了这种提议。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4月，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变化，7月以后则十分明显，反映出苏联理论界开始批评个人崇拜，批评教条主义。1953年12月2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报送中宣部两个材料。一个是《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着重介绍1953年7月以后苏联反对党的宣传中的个人崇拜，揭露社会科学中个人崇拜的表现，从理论上批评个人崇拜，强调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和党的集体领导的情况。另一个是《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两个材料刊在《宣教动态》1954年3、4期。1954年3月2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送了《苏

　　②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③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156页。①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些材料十分重视。在接到张闻天的报送材料的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某些应当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请考虑酌定。”这一批示说明他对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教条主义的重视。驻苏使馆搞的三个材料，反映了张闻天在理论上政治上是一个很强、很敏感的人。

　　1955年，有同志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顺便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红卫兵也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但也没有被采纳。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在农业合作化、肃反扩大化和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毛泽东虽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不同意突然袭击的做法，但他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揭露和克服个人崇拜所做的努力，认为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重申：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许发一切致敬电，不要提英明领导，不要用马、恩、列、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权威。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对个人崇拜这种历史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说：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存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的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个人崇拜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个人崇拜有害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扬。文章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从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在筹备中共“八大”过程中，毛泽东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中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根据这种意见，“八大”通过的中共党章中没有再写上“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八大”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的一大罪状，这实在是冤枉了人。国外许多研究者认为“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败，刘少奇的一个胜利，这纯粹①是不了解内情的一种无根据的推断。

　　总的看来，直到1956年，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本人也比较谨慎。不过，他在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时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也有对他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没有提出要消除对他的个人崇拜的问题。

　　到了1956年底，毛泽东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不再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不再提反对个人崇拜，看来并不是因为“一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中已讲了，而是另有其原因。1957年3月1日，负责起草《再论》的康生向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干部介绍《再论》时说：《再论》和《一论》基本相同，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①“八大”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也与苏共“二十大”无关，“八大”党章最早的草稿是由胡乔木执笔的，在1955年10月20日已写成了，胡乔木的草稿中已经没有“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

　　（参见许卿卿、王镝鸣的《毛泽东领导了“八大”文件起草工作》，《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从康生讲话中可看出：在写《再论》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有所变化，不再主张笼统地反个人崇拜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问题。在3月10日的会上，毛泽东讲：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外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吗？抽象看似乎有点道理。细细分析却有问题：第一，把崇拜个人与崇拜真理混为一谈。毛泽东不主张盲目服从，这是对的，但提倡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在提倡盲目服从，因为个人崇拜的必然结果是盲目服从。第二，他讲崇拜真理，这似乎也不错。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这本身是需要由社会实践检验的。对已有的真理采取崇拜的态度，就会犯教条主义，阻碍真理的发展。如果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联系起来，那问题就更大，因为在被崇拜者看来，他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即使像毛泽东不承认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但却坚信自己总的来讲是不会错的。对崇拜者来讲，他之所以崇拜某个人，就是因为凭他的经验、心理，总认为被崇拜的个人一定是对的。我认为，我们应对真理采取科学态度，相信真理，坚持真理，而又不盲目崇拜真理。第三，毛泽东把个人权威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个人权威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更离不开。这一点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已有充分说明。即使是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然需要有杰出人物，需要杰出人物的权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同民主政治相对立的。个人崇拜的结果必然导致个人专制和专断。毛泽东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讲话，滋长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因为在他和他的崇拜者看来，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属于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那时有的领导人就讲：“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也应指出：毛泽东虽赞成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并不赞成盲从。在1958年5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在讲破除迷信时，他批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非圣即违法”的传统。5月17日，他又讲：“昨天有一位同志讲，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不要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毛泽东的这些话是真正确的，与他主张正确的个人崇拜言论不一致。

　　本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升温。刘少奇在8月17日的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领袖问题，批评彭德怀不赞成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怎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人的威信的。”庐山会议后，9月9日，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彭德怀。他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关于所谓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苏共二十大后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党中央内部有人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是彭德怀。他指责，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他讲：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人个崇拜”的，也可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宣传。刘少奇混淆了“个人崇拜”和“个人威信”，主张搞个人崇拜，批判反对个人崇拜。1959年12月2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所谓反对个人崇拜的这一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同时他又大讲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大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感到他与刘少奇等同志在形势、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到制定“二十三条”时，他认为刘少奇、邓小平不听他的话，把他架空了。关于这种感觉，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谈到。1966年10月2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一线、二线”。我处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谈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1967年2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批判吴晗的文章，在北京写不出来，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文章是秘密搞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北京就不转载。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北京市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又说：好几年前，我就要洗涮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毫无办法。《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

　　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毛泽东是深深懂得舆论的重要性的人。1965年1月9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讲过：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没有个人崇拜，因而垮台了。为了把“失去”的权“夺回来”，需要对他的个人崇拜，需要把自己放在至尊无上的地位。1970年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夜的往事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其实，在那时，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是够可以的了。可他还嫌不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他认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党，为了革命。他对斯诺说：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了刘少奇、蒋介石（按：毛泽东把刘少奇与蒋介石并提，混淆了敌我，这是其一。其二，树立刘少奇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我们这边总需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毛泽东在这里把需要领袖与需要个人崇拜混淆一起来。革命领袖是需要的，树立、维护革命领袖的威信也是需要的，但这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两回事。

　　正是在“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思想的支配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了一个狂热的造神运动。

　　二、林彪的崛起与自我爆炸

　　毛泽东需要个人崇拜，林彪看准了毛泽东的需要，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搞起了造神运动。林彪是由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成为接班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彪也是由制造个人崇拜败露破绽，导致最后自我爆炸的。

　　林彪（1907～1971）在民主革命中，曾有过赫赫战功。1926年1月，他入黄埔军校学习，北伐开始后在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跟随毛泽东，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长征中任军团长，左路军（辖一、三、五、九军团）司令员。长征到陕北后任抗大校长。“七七”事变后任115师师长，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1938年负伤去苏联。1942年1月回国。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率十万大军和两万干部挺进东北，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后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指挥辽沈、平律战役。他领导的四野从北南下，一直攻到海南岛。建国后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0个副总理中林彪排在陈云之后，彭德怀、邓小平之先，居第二位。1955年被授于元帅军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排在朱德、彭德怀之后，居第三位。

　　在历史上，林彪自然也有过错误。最明显的有：（一）、在江西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对革命悲观，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就是写给他的。（二）在长征途中，在1935年5月会理会议前夜写信中央军委，要求改变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三）在辽沈战役中迟迟不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先攻取锦州的战略决策。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器重他。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期间，林彪来见毛泽东时，总是正襟危坐，板着面孔，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敢发表意见，甚至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像这样毫无拘束，在毛泽东面前敢说敢争的军事将领，彭德怀①和林彪是比较突出的。””林彪在1955年4月的七届五中全会上与邓小平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庐山会议上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后，林彪的副总理位置排在陈云之前，居第一位。

　　全国解放后，林彪虽因身体原因较少参与军政大事，但他对毛泽东的心态、思想倾向是捉摸透了。他在一本1958年版的辞典上写道：“他自我崇拜，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130页。

　　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这话确实抓住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乘会议搞个人崇拜的风，在军队内部首先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他提出：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1960年10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注重政治挂帅。林彪则在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中提出“四个第一”：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林彪的这一套。毛泽东十分赞赏。

　　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也与众不同，他的主调依然是“高举。”他说：“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领导，相信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这里，林彪是投毛泽东之所好，把一切功劳归之于毛泽东，把一切错误归之于他人。

　　林彪晋升为接班人，客观一点讲，这与他主持军委工作后，军队工作有了较大起色有关。1963年，工业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设政治机关，加强工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对此建议十分赞成，1963年11月16日，他在致林彪、聂荣臻、肖华诸同志的信中说：“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够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又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不过，在1963年时毛泽东对林彪是有疑虑的。这表现在他在这年底写的

　　《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中。罗荣桓元帅是林彪的的老搭挡，林彪任115师师长时，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时，罗荣桓任四野第一政治委员。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在北京病逝。毛泽东一向很敬重罗荣桓，当他得知罗荣桓逝世后悲痛逾常，写了一首七律：“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诗的三、四两句是指林彪在长征中反对毛泽东和在辽沈战役中迟迟不执行先攻锦州的战略决策二事。毛泽东在悼念罗帅的诗中提及林彪，当然不像有的注家所理解的是为了批判林彪，因为此时的林彪正在重用之中。但从诗的最后两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林彪是有保留的。他本想问问为人忠厚老实的罗君：你的老搭挡林某人为人如何，能否进一步重用，可不等毛泽东问疑，罗君已离去，岂不痛哉惜哉！①

　　到了1966年春，林彪大致嗅到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于是便更加大力神化毛泽东，赞颂毛泽东思想。3月11日，他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一封信，说：毛主席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提出“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讲政变。他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61次政变，搞成的56次。6年中平均一年11次。又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以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他别有用心地说，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想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背叛。

　　林彪“5·18”讲话的另一内容是过分的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他说：毛主席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恩格斯承认有天才，列宁也承认有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服气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他又说：“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信誓旦旦地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他提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经林彪这么一吹，整个中国的广播、报刊也都吹起来。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成了最高指示，衡量人们言论、行动的唯一准则，任何与毛泽东言论相左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谬论、修正主义，甚至说成是反毛泽东恩想，反革命。林彪则以红旗“举得最高”，“思想学得最好”而青云直上。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代替了刘少奇，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副主席”、“副统帅”。林彪当接班人曾被认为是一件大喜事。1966年9月25

　　①详见拙文：《国有疑难可问谁——毛泽东<吊罗荣恒同志>一诗之我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

　　日，一位老帅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部分师生代表时讲：“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不胜，就可信心百倍的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10月5日，还是这位老帅在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又说：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喜的事。林彪是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龄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这位老帅的这些话很有代表性。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林彪是“接班人”。这无论在中共党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实属“史无前例”，绝无仅有。

　　林彪当上了接班人后，为了巩固自己地位，进一步篡夺更大的权力，便在军内、党内网罗党羽，组织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头目除他的夫人叶群外，还有四员大将，即黄永胜（总参谋长，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吴法宪（空军司令员、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李作鹏（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此外还招纳了一位秀才陈伯达（中央文革组长，中共九届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实现自己个人野心的最好机会，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干部运动，罢官运动，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骇人听闻的惨案、冤案。这里仅举贺龙一例。

　　贺龙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而闻名全中国，是十大元帅之一，功勋卓著，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为人耿直。林彪视贺龙为进一步夺权的障碍。为了搞倒贺龙，林彪在1966年8月就散布：“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了。”

　　“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贺龙有历史问题，通敌收编”。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写诬告贺龙的黑信。林彪则策动吴法宪、李作鹏给毛泽东写诬告信，造谣说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军反党”。毛泽东不相信林彪一伙的诬陷。1966年9月14日，毛泽东将贺龙请到家中会面，把吴法宪的信给贺龙看，并宽慰道：“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表示要找吴法宪谈谈，以消除隔阂。毛泽来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我当你的保皇派。”最后，贺龙还是表示，应当找他解释一下。毛泽东说，也可以。9月19日，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接待贺龙，并开门见山地表示：“问题解决了，没事了。”“你可以登门拜访一下，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贺龙到林彪家去征求意见。林彪企图拉贺龙站在他一边，遭贺龙婉言拒绝。林彪决计继续整贺龙。与林彪一伙整贺龙的同时，江青一伙也在整贺龙。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仅根据北京大学的一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断定有所谓“二月兵变”。之后，林彪、江青两反革命集团又合谋把“二月兵变”的后台说成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他们又诬蔑贺龙是“大土匪”、“大野心家”、“反对毛主席”，鼓动学生抄家、揪斗。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李富春（本来还有江青，但她拒不参加）与贺龙进行了一次谈话。周恩来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于是贺龙转移到秘密安排的地方，过了半年相对安静的生活。林彪、江青仍不罢休。1967年9月，中共中央同意对贺龙进行审查，专案组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象，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在诬告、假材料面前，毛泽东改变了对贺龙的看法。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讲话临结束前说：过去说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从前不知道。从××、×××、×××等揭发的材料看，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的目的是篡军，反党的企图是有的，但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他原先是要保贺龙的，但受了林彪、江青一伙假材料的瞒骗，也轻信了贺龙的者部下在逼供下写的假材料，他不得不放弃保贺龙。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无疑宣判了贺龙政治上死刑。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对贺龙进行政治诬陷，而且对贺龙进行人身摧残。贺龙有糖尿病，得不到治疗。贺龙在囚禁时日常用水也受限制，大热天，一天只给一壶饮用水。贺龙只好趁下雨之机用盆接些雨水以备急用。贺龙于1969年9月4日含冤而死。有材料说：贺龙在最后时刻，心还是向着毛泽东的，经常吟唱“东方红”，临摹贴在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再嘱咐，“我死后，骨灰要放在高山顶上，①我要看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补行了骨灰安葬仪式。周恩来抱病参加，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他向贺龙的夫人薛明表示，没有保护好贺老总，深为内疚。他向贺龙遗像连鞠7次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贺龙的沉冤才得到彻底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和贺龙对毛泽东的忠心很有代表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确实保过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对许多人一批二保，有的保住了，有的没有保住。没有保住的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制造假材料，诬陷有历史问题。只要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毛泽东就不好再保了。被迫害的干部，虽然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表示愤慨，但对毛泽东本人无多少怨言。

　　一个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对野心家来讲，随着地位的上升，野心也在扩大。林彪虽然成了“法定”的接班人，但毕然还是第二号人物。他的目标是要成为第一号人物。中共“九大”后，林彪感到他的地位并不稳固。第一，党内、军内反对他的力量依然存在。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一些老帅、老将、

　　①杨嘉瑞：《深情忆贺龙》，《陕西日报》1978年7月29日。

　　老干部参加了“九大”，进了主席团，进了中央委员，有的还进了政治局。第二，感到毛泽东对他并不放心。毛泽东对林彪的“顶峰”、“天才”、“绝对权威”等过分颂扬一直持批评态度（详见后面）。毛泽东否定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又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第三，江青有当中国女皇的野心。林彪与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共同篡党窃国。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长，江青的权欲也恶性膨胀。她在中共“九大”前夕，建议党中央多设几位副主席。毛泽东洞悉江青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毛泽东一语揭穿了江青的野心。“九大”只设一个副主席。林彪当了副主席。林彪当然知道，江青的野心并没死。江青对林彪是一个危险的存在物。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在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林彪当然对毛泽东的建议不满。林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很想当国家主席。4月11日，他别有用心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心里明白，毛泽东不会再当国家主席。只要宪法上写上国家主席，这个主席职位就一定是非他莫属了。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针对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一点，毛泽东在半年时间，先后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再当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生动他讲了一个历史掌故：“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他的话十分明显戳穿了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目的。但林彪始终不悟，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林彪同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叶群也对吴法宪又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次庐山会议。开会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讲：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而不是分裂的会，失败的会。他这样讲是因为他又一次感到党内矛盾太大，有分裂的可能。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再次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略问题。之后，康生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修改宪法的过程、宪法的修改情况。会议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林彪在前一天的常委会上也没有提出要讲话。可在康生讲话后，林彪要求讲话。他离开会议的议程，大力颂扬毛泽东，大讲毛泽东是天才。他说，我个人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并提出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的讲话是突然袭击，事先没有同毛泽东打招呼。当晚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吴法宪提出，全会要学习林彪讲话，明天听林彪的讲话录音，企图改变原定会议议程。第二天，即24日，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小组会上宣讲由陈伯达事先炮制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称天才的语录。叶群在中南组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为表示对毛泽东的感情和忠心，叶群在发言中还假惺惺地挤出几点眼泪。陈伯达在华北组毫无根据地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陈伯达的发言登在华北组第6号简报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这次，林彪完全打错了算盘。此时的毛泽东已讨嫌称他为“天才”了。毛泽东从林彪的颂词和活动中进一步看穿了林彪的野心和阴谋。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23日讲话，收回华北组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和其他“语录”宣讲员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林彪一伙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这次庐山会议，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次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政变。林彪一伙的政治纲领是设国家主席，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不过，这一次，毛泽东只抛出了一个文人骗子陈伯达，而对林彪采取保护态度。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批陈整风，并要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出检讨。

　　毛泽东希望林彪改正，但林彪拒绝了毛泽东的好心。林彪感到：毛泽东对他极不放心，急不可待地要改变接班人，安排后事。林彪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来一个先发制人，在“和平接班”失败后，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是：“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儿子林立果等人在上海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个计划分“可能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九个部分。

　　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攻击现行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攻击现行的国家政权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这个反革命纲领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描写的：“9·2（按：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年多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变成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被冻结，等于变相剥削，”

　　“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林彪一伙认为，这是他们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有利条件。他们的策略还是者办法：

　　“打着B—52（按：B—52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使用的远程轰炸机，林彪一伙称毛泽东为B—52）旗号打击B—52力量”。他们的具体做法：或“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先斩爪牙，既成事实，逼B—52就范”，或“利用特殊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按：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在国际上，他们准备同苏联、美国秘密谈判，在核保护伞下充当“儿皇帝”。林彪一伙攻击他人是封建法西斯，把自己说得好像是体恤平民的“恩主”。可实质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才是道道地地封建法西斯，甚至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571工程”纪要》本身也散发着浓烈的法西斯气息，打上法西斯的印记。“纪要”最后说：要“发扬”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和遵守蒋介石一再提倡的“不成功便成仁”信条。林彪一伙“利令智昏”，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文化大革命”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毛泽东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领袖，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相信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主义道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不过是以卵击石。

　　这个《纪要》是“9·13”以后查获的。在此前，毛泽东并不知道。但毛泽东凭他一生政治斗争的经验感到林彪一伙在行动，搞阴谋。为了防范林彪的阴谋活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二，抛石头，写了一系列批示，提醒全党注意，同时要林彪的几员大将检讨；三，掺沙子，派人进被林彪一伙所控制的军委办事组。

　　1971年7月9日，中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飞抵北京，为打开中美关系铺路。下午，周恩来等同基辛格会谈，晚十时结束。结束后，毛泽东要周恩来去他书房汇报情况。并告之要总参的熊向晖参加。周恩来等到后即要汇报会谈情况，毛泽东却摆手说，“那个不忙”。他向熊向晖了解总参批陈（伯达）整风的情况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检查。熊向晖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从中得知，黄永胜没有讲庐山上的事，在总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像熊向晖这样的干部（总参副部长）都不知道。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这说明，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日程上，林彪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即使在有重大的外事活动时也是这样。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方一些省巡视，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下毛毛雨，唤起各地领导干部对林彪问题的注意，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上，林彪等人的突然袭击的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党羽的密报中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十分恐慌，决定对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下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南昌同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谈话时，感到情况不太对头。9月3日，毛泽东乘专列到杭州。9月8日夜，吃完夜餐，毛泽东突然叫过身边工作人员，要他立即将览桥机场附近的专列连夜转移。9月10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并交待不要陈励耘（7350部队政委，事后查明是林彪一伙杭州的党羽）送行。三个多小时后，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王维国将毛泽东到上海的消息密报北京的林立果。林立果立即密谋，准备了几个谋杀毛泽东的方案：由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暗杀：炸在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的火车；派飞机炸专列：炸专列附近的油库，以便乘混乱之机杀害毛泽东，然后再以谋害的罪名加害他人。毛泽东到上海后未下专列，立即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到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飞到上海，毛泽东接见了许世友，但没有让王维国登车。中午，毛泽东让许世友和其他同来谈话的人一起下车吃饭，并拉上王维国。下午，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上海，中间一站不停，直驰北京。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的专列没有直进北京站，而是先停在丰台。毛泽东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负责人找到那里听汇报，谈了两个多小时，并作了一些部署。此时，他还说：要找林彪谈谈，作争取工作。黄昏时分，专列驶进北京站。

　　毛泽东的突如其来的行动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谋害计划。此时在北戴河别墅的林彪成了惊弓之鸟，恐慌万状，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以图东山再起。为了掩盖南逃阴谋，林彪、叶群在12日晚为女儿林立衡安排订婚仪式。仪式进行中，林立衡发现情况异常，布置了服务员偷听林彪、淋立果的谈话。据服务员的报告，林立衡得知林彪要南逃，于是立即向警卫的8341部队报告，警卫部队十万火急打电话给周恩来。此时的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全国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11时22分，叶群故意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恩来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空中动。”“你们那里是否有飞机？”“没有。”其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了解到林彪早把256号三叉戟专机调到山海关机场。林彪一伙知道阴谋败露，末日来临，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仓皇出逃。

　　周恩来得知林彪飞机起飞后命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请调度人员向飞机喊话：希望你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终无回答。当飞机即将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时，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是否拦截。“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微微合上双眼，边挥着手边说。13日零晨二点三十分，三叉戟机油耗尽，又无法同蒙古机场联系（机上无通信人员），只好在温都尔汗的沙漠中迫降。降落时飞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摔死、烧焦，暴尸异国他乡的荒漠之中。之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逮捕、受审。

　　1971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由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汇报会上谈到林彪事件时幽默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毛泽东还念了唐朝诗人杜牧《赤壁》的诗：“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接着又说：“三叉戟飞机摔在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①

　　从后来查获和揭发的大量材料看，林彪是一个很阴险的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他施展中国古代的“韬晦”之计，伪装起来，一再提醒自己要“忍耐”，“不可为了一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叶群在《工作手册》上写道：“谁不说假话，谁就要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们又写过：“古皆真话惹祸。”在待人处事上，实行“三不”“三要”的立场。“三不，一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已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二不批评三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他们说：“打起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为了把林彪装扮成对毛泽东最忠诚，叶群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林彪）言不离主席”，“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这正如群众所说：林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大骗子，大阴谋家。以上林彪的黑话，反映了他是靠说假话、阿谀奉承起家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林彪和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一样，以自为很得意，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最蠢的。他以称“天才”起家，

　　①见《新观察》1986年第18期《毛泽东同熊向晖谈庐山会议》。

　　当上接班人，同时也以称“天才”而败露，自取灭亡。

　　三、由“逼上粱山”到批判天才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当林彪趁机大搞个人崇拜时，毛泽东又有点不安。洞悉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过分颂扬存有疑虑、戒心是很自然的。他对身后之事不放心。他的这种矛盾心态很难向旁人吐露。1966年7月8日，他借中共中央摧发林彪“5.18”讲话之机，给江青写了封两千字的长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他引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毛泽东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值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旭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他又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冷水，帮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对林彪的“5·18”讲话，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批发，他拖了两个月，直到9月22日，中共中央才以文件形式下发。

　　毛泽东的这封长信，涉及面很广，因此，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与解释自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认为，信的重点是毛泽东在自我解剖。有的则认为，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旨在通过江青遥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信的基本点是：为形势所迫，他只好上梁山，流露出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①“9·13”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在批林时，这封信在党内公布了，以证明毛泽东早有“预见”，看出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

　　毛泽东的信是在武汉写的。写完后由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修改。首先看到这信的是周恩来和王任重。周恩来看了信后提出去大连说

　　①对信的详细分析请见拙文：《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踌躇》

　　服林彪改正。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林彪表面上答应了。这月的25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又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不要说那些话的指示。8月4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不要再用“顶峰”、“最高最活”、

　　“一句顶一万句”等话。但当时新任的中宣部长陶铸认为：最高最活等语言，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是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心里要求，不宜全部停止使用。

　　事实上，林彪并没有听毛泽东的话，不仅继续大讲，而且越讲越厉害，提出毛泽东的话“一句超过一万句”，“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

　　在林彪一伙的鼓动下，毛泽东被大大地神化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极端地庸俗化、形式化、简单化了。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崇拜形式。大小集会开始必须手挥《毛主席语录》，集体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大小会前必须集体诵读有关毛主席语录。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天上班后，头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这叫天天读，雷打不动。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流行一时。到处张贴毛主席的语录，书写颂扬毛主席的标语、口号，到处挂毛主席的画像，许多单位树立毛泽东的塑像（北京大学还树了两尊大的塑像），人人佩戴毛泽东的像章。在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无人敢提出异议，因为谁要提出异议，就是反毛主席，是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毛泽东本人及周恩来对宗教式的崇拜、极端庸俗的做法提出批评并加以制止。

　　1967年6月17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在审阅氢弹爆炸公报时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字样勾掉，也把毛泽东思想之前的“光焰无际”几字删去。第二天，他又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的。他又说：世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公报中）

　　“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

　　他反对到处建造他的塑像。1967年7月5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此类事情是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碰头会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他还风趣地说过：你们让我白天黑夜、风雨无阻地为你们守大门，站岗（按：当时的塑像一般都站立在工厂、学校、机关的大门内），我不于。他对利用铝等金属做大量的像章也不满，批示：还我飞机。

　　林彪一伙鼓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此，毛泽东也提出批评。1967年12月17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写道：“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的这些话无疑是对的。人为地树立权威是不行的，是十个有十个要垮台的。这里有一个十分令人有趣的现象：当一个人在公众中威信高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需要有意识地去树立自己的威信。当他感到需要人为地为自己树立威信时，恰恰是他还没有威信，或原来的威信发生动摇，正在逐渐下降中。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两次圈去“九大”党章草案中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语句中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提出：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毛泽东的回答是：党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

　　毛泽东提出：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不要自吹自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将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绝对化，认为这一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提出“井冈山道路通天下”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人安斋库治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6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批示：“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国际上一些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也吹得很厉害。1968年3月29日，他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宣传，不要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9月，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时批道：“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他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典范”等统统删去。

　　应当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对造神运动中的许多极端做法提出过批评，但是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以“天才”问题发难，用“天才”问题打人，用“天才”论作为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的垫脚石。毛泽东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专批天才论。他讲：在搞对他的个人崇拜上，他是“逼上梁山”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他批“天才论”，批林彪、陈伯达，也是被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的。

　　《我的一点意见》只有七百多字，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这个材料（按：指陈伯达在林彪指使下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语录》及《林副主席的指示》）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按：指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德文版第三版的序中的“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到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只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

　　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把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把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原稿上还有一句：“陈伯达抓住林彪的八条如获至宝。”林彪请求毛泽东删去，毛泽东同意了。原稿上陈伯达后面没有“同志”二字，是因林彪的要求而加上去的。

　　《我的一点意见》言简意赅，不仅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搞天才论的政治

　　目的，而且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两方面批判了天才论。天才论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观，是谁创造了历史，是少数英雄、天才、伟人、帝王，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二是认识论问题，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根本的，第二个是从属的。但为了科学地解决第一个问题，必须很好地解决第二个问题。只有科学的回答了杰出人物、英雄的思想、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才能真正驳倒天才论。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陷入天才论、英雄史观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懂得英雄、天才人物的思想来之于社会实践，来之于广大群众。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受骗上当，分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他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这几年党内不提倡读马列的书。这实际上也是在批林彪。因为如前所述，林彪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纠正林彪的错误，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说：“现在不读马列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呀。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又说：“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还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因为上当，得到了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一系列批示、谈话中又强调学马列。10月15日，在叶群的检讨上毛泽东批写道：“一个共产党员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12月29日，他在姚文元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不同程度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提出对他的个人崇拜要降温。他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按：指“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谦，总有一天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其他一概辞去。”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信那一套呢？毛泽东问斯诺，在北京的几位外国朋友是不是给你谈了这些情况？斯诺回答，他们说了一些，但是他们没有你这么坦率。毛泽东说：“他们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①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很快传达到群众。全国“降温”。但应当说，这种“降温”只是形式的，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然没有触动，因为就在这次谈论中，毛泽东坚持个人崇拜是必要的观点。他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毛泽东又一次把个人威信、威望同个人崇拜混淆起来。

　　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一篇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上批示：“我党多年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这一批示更明显地是为批评、纠正林彪的错误而发的。林彪一伙对被指斥为“骗子”，肯定感到恼怒和恐慌，于是从3月21日到3月31日加紧炮制《“571”工程纪要》。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普遍都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报刊、杂志上发表不少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文章。1971年8～9月，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又多次从理论上批判天才论。

　　他说：“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对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了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又说：“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对天才的这种解释是新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他又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的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了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

　　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把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谈话过程中说的话，写成在谈话结束后送斯诺到

　　门口时说，并把毛泽东的话误解为‘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后来一些外国学者据此把毛泽东说成是“孤僧”。中国人自己编辑的《世纪行》电视片，又把毛泽东的话移到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对斯诺说的。这就更加离开原意。

　　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号召唱《国际歌》（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国际歌的歌词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历史，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多字的文件，就是提出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

　　能说毛泽东对天才论的批判不对吗？不深刻吗？我想不能。

　　那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能说毛泽东已认识到个人崇拜不对吗？能说中国社会中已不存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吗？同样不能。

　　我们不能因为前者，而否认后者，否认毛泽东晚年在历史观上实际上陷入唯心论。我们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否认前者，否认毛泽东在理论上仍然有正确的一面。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矛盾。

　　四“人民万岁”与“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是同唯物史观对立的。但这两者有时又可共存于一个人身上。斯大林一方面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依然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有的讲得相当不错。毛泽东在修改《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写道：斯大林“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建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在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在毛泽东自己身上得到了重演，而且更加严重。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的根本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些是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知的毛泽东的名言。在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狂热的造神运动的时代，他抛弃了上述思想了吗？在言论上，没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批评工作组时反复指出：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指责：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其要害是镇压群众。他认为，他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的对立主要在于对群众的态度上。毛泽东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发党内的阴暗面。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把广大人民群众前所未有地发动起来了。他始终站在群众一边说话。他提出：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又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直到1975～1976年，他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都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离脱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他告诫“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老同志：受了冲击，心里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他同情受压迫者、小人物。他说，“一百年以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以后要不要革命？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面对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他挥手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同样以“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来回报群众对他的崇拜和欢呼。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是出于内心的，毛泽东喊“人民万岁”同样也是真诚的。这两者是一致的。人民虔诚地崇拜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感到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两者也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的缔造者。正因为这样，人民把毛泽东看成我们党、国家、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因此，谁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对党、反对国家，就是反革命。毛泽东成了当代最大的“圣人”。“非圣即违法”。人民把毛泽东置于“至尊”的地位。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他代表了党、人民、国家和民族，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整个民族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及其无数的崇拜者并不认为“个人崇拜”与唯物观史之间有什么矛盾。其实，个人崇拜是典型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个人崇拜过分夸大了个人在创造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把党、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的每一个成就都归功于领袖个人，把领袖人物看成是历史命运的决定者，贬低以至于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宣传成真理的化身，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洞察一切、不犯错误的神人。在个人崇拜盛行时，领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人民群众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执行。个人崇拜使得广大亿万群众崇拜个人，迷信英雄，失去了自己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堕于奴隶服从的地位。个人崇拜压抑以至窒息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动性、极积性和创造性。个人崇拜把领袖同集体、阶级、人民群众割裂开了，导致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破坏，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滋长和盛行。李大钊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英雄崇拜论时指出：崇拜英雄使崇拜者“失去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迷信英雄乃“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英雄主①义乃专制之原。”李大钊说这些话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李大钊对崇拜英雄的批判是深刻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

　　从客观上讲，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毛泽东，而毛泽东确实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①时间。”因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热爱他，信赖他，歌颂他，但这种热爱、信赖、歌颂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成为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把他神化了。

　　①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167、168、169页。①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3页～304页。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有关。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方面的分散、孤立等特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往往希望一个大人物来解救他们出苦海。李大钊在论述农民运动的文章中指出：农民不知道自己起来革命可以自救，希望有一个“真主”来解除他们的痛苦，这是农民运动的一个缺点。因此革命党人应该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一歌声，经常吹入②他们的耳鼓。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民很自然地把他看成是“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确实唱出了中国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真挚的爱戴的心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朴素思想感情。我认为，对《东方红》这首民歌加以指责是极不公正的。但确实也应看到“大救星”的歌词夹杂着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心理。小生产者个人崇拜的心理是不容易一下子消失的，而这种心理很容易使对领袖的热爱转化为对领袖的崇拜。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毛泽东刚放下铲土的铁锨，一名解放军战士立刻就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了起来，并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铁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毛泽东的卫士长说：“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仅在普通的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存在，就是在党外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前面讲到1957年黄炎培、陈叔通不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意见就反映了这一点。总之，在中国存在着对毛泽东崇拜的广泛社会基础。没有这一点，任何个人都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如此规模的造神运动。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1956年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在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原因时首先考虑的一个因素“乃是传统因①素，那就是在俄国历史上没有过民主”。福斯特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毛泽东。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具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在意识形态里，孔子被捧为“圣人”、“非圣即违法”。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激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批判了孔子，否定了孔子的绝对权威。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些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军队里，在革命根据地内实现了革命民主主义，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从整个社会讲，中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意识，而封建专制政治的遗毒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肃清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是很容易用封建社会臣民对待皇帝的一套来对待自己的领袖。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有关。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讨嫌对他们的歌功颂德，反对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言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谁要稍有不同意

　　②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文集》（下）第874页。①福斯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年7月2日），见《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0页。

　　见，就是修正主义，是“异端”，加以讨伐。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在一个很长时间里，谁也不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置一词。就这方面而言，不仅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也有对列宁、马克思的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主观上来讲，毛泽东本人有责任。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理论上，毛泽东认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将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混为一谈，而不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二是，在一连串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不虚心了。

　　最后还应指出，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并不否认领袖、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并不是否认维护领导者威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人为地去树立权威，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以及将人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