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围绕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主题，不仅从认识论上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进行反思，提出改造哲学体系的设想。

　　毛泽东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想法并不是这时期才有，他在1937年编写《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就存所考虑。这个提纲虽然从内容上（《实践论》、《矛盾论》除外）基本上取村于苏联三十年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三本著作，但在体系的安排上则有他自己的特点，书中“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等的标题反映出毛泽东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向。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就有“齐物论”（《庄子》）、“白马论”（《公孙龙子》）、“天论”（《荀子》）、“崇有论”（裴頠）、“神灭论”（范缜）等为篇名的传统。毛泽东认为，现在中国许多辩证法书，不是错误，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太好，使人望而生畏。他对自己的书也不满意，但他有志于在将来写出一本好书来。其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写出了许多充满哲学色彩的军事、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论著。由于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不可能像专门的哲学家那样去著述教科书式的专著，构造自己哲学思想的逻辑体系，以实现自己的宏愿。

　　至于为什么毛泽东在1963～1965年又重新提出哲学体系的改造，我认为，这很可能同他对“反修”“防修”的思考有关。在他看来，苏联出现“修正主义”，这与斯大林哲学思想的缺陷有联系。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有必要将斯大林时代延续下来的哲学体系加以改造。

　　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意见反映在他的许多讲话、谈话中，其中主要集中在1964年8月18日和24日、1965年12月21日的三次谈话里。

　　一、“要搞实际的哲学”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此，他提出：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要到农村、工厂参加阶级斗争。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说：“书不一定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此之前，1月8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提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

　　这年8月18日，他在同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话时一开头就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他批评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他提出：文科的大学生、教授、助教统统下去，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他的结论是“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裂之后，产生于奴隶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讲，“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是大体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阶级社会，哲学是有阶级性的。任何哲学都是为一定阶级、阶层、政治集团或派别服务的。哲学的命运看满足阶级的需要而定。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决定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当然，就是在阶级社会，哲学的水平、形态依然受着生产斗争和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制约。哲学是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顶端，具有相对独立性。哲学不等于政治。因此，又不能把哲学与阶级斗争关系简单化。在今天的世界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依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阶级斗争依然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作用已有所减弱，毛泽东依然认为“第一是阶级斗争”的说法是欠妥的。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批评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要求理论工作者分期分批下去，参加阶级斗争。这也是这次谈话的主要用意。

　　8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说：比较起来，我国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课堂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就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

　　在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又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他提出：“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吗？”他又一次讲：“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写哲学能不能改变过去形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

　　毛泽东对哲学界的批评对吗？我认为其中虽有合理之处，但总起来看是偏颇的，当时的哲学界总的说是联系实际的。如果说这方面有缺点的话，那是在联系实际时缺乏科学性，往往盲目地用哲学为现行的政策作辩护。

　　毛泽东要求搞实际的哲学，不要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改变现在教科书的写法，这对吗？我认为总的来说是对的。哲学处于意识形态的顶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有人据此便认为，哲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具有思辨性的特点，不思辨就不算哲学。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毛泽东提出哲学的解放，搞实际的哲学，很不以为然，甚至加以非议。我认为，这种认识有片面性。哲学确有高度抽象的一面，但哲学还有它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一面，生活中处处有哲学，时时有哲学。因此，哲学既是最抽象的学问，又是最实际的学问。晦涩、思辨、难懂并不是哲学固有的。也不是所有哲学都有的。在西方哲学中，德国哲学比较思辨、晦涩，而法国哲学则不怎么思辨。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很费解，而费尔巴哈的则好懂得多。思辨、难解并不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优点，而是他们的不足。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离不开对概念的定义和分析，对基本原理的推理和论证。如果把这也称之为从概念到概念，那就欠妥了。哲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实践。一个脱离社会的人，一个不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是不可能对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费尔巴哈之所以没有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四十年代①后，他在穷乡僻壤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社会实践给哲学家以各种启示和极大的动力。书斋里不能出哲学家，书本上不能出哲学家。毛泽东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入社会，接触工农群众这是对的。但哲学的发展最终是通过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社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实现的。毛泽东在谈话中也提出：“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哲学工作者不仅需要广博的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要懂得人类历史和人类认识史（哲学史及各门学科的历史）。因此，哲学工作者坐下来潜心读书，读中外哲学著作，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著作，需要坐下来沉思，将获得的知识作出概括、总结。如果把这也看成是脱离实际，那就不妥了。

　　如何理解“搞实际哲学”？我认为，搞实际的哲学，并不是简单地指在哲学教科书中讲现实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指原理加上几个现实的例子。“搞实际哲学”，首先就是要结合现实的时代搞哲学。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实际哲学最根本的是要对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科学知识作出概括总结，亦即要有适合新时代的新内容。搞实际哲学也包括结合日常的生活、工作讲哲学，使学者感到很有用，很能解决问题。当然，由于接受者对象的不同，哲学教科书也可有不同的层次。有属提高的、理论性强的学术专著；有供青年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供一般干部、工人、农民、战士学的不同种类的通俗读物。在这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注重哲学的应用，提倡广大干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他在1963年5月的杭州会议上讲：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讲皙学不能超过一小时，最好在半小时以内，超过一小时就讲糊涂了。他提出：“哲学要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尖锐的武器。”1964年12月20日，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上，毛泽东又讲：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针对当时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二十三条》中专门写了一条“思想方法”：“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毛泽东对一些报告缺少辩证法很不满。1964年12月，他在一个文件上批写道：“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当他读到一些运用哲学运用得好的材料时十分高兴，1965年1月，他对徐寅生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

　　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他认为，这是小将们向我们一大批老将们的挑战，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注重哲学的应用，提倡哲学的解放，这是应当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出现过简单化、庸俗化的缺点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这一十分可贵的思想。

　　“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毛泽东的这一断语是耐人寻味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五四”时传入中国后，在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过程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在传播、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也应看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吸收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但就整个体系而言，并没有摆脱苏联三十年代形成的模式。“你们搞的是洋哲学”一语击中了中国哲学界的要害。他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新的创造。“我是土哲学”一语含有他的哲学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哲学的意思，是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哲学，不是单纯外国的舶来品，他的哲学从内容到形式有中国的特点、作风与气派。

　　总之，尽管毛泽东对哲学界的批评不尽符合实际，但他提出要搞实际的哲学和改造现行哲学体系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我理解，毛泽东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含义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从内容上讲不能从概念到概念，要结合实际，吸收最新的成果，使之密切结合中国的现实。第二，写法上要通俗、生动，用群众的语言，不要学生腔，不要写那么多，搞烦项哲学，使人得不到要领。第三，在理论体系的构造上要有自己的新创造，打破苏联传入的旧框框。下面就来讲第三方面的内容。

　　二、“哲学就是认识论”

　　毛泽东在1964年8月24日的谈话中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哲学就是认识论”，是毛泽东对哲学体系改造的重要意见之一。

　　哲学的对象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有人赞成，说是一种灼见。有人反对，说是缩小了哲学的对象，取消了本体论，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划不清界限。也有的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即兴言论，随口说说而已，不必过于重视。

　　我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并不是一时的即兴言论，而是他以往一贯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1937年抗大讲哲学时，毛泽东就探讨过哲学的对象。那时他依据列宁的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东西”的论点。反复说明世界观、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沦、逻辑学是一个东西。他用通俗的言语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毛泽东虽说三者是一个东西，但强调的是辩证法。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学。1958年，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你看吗？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又如此反复。由此看来，他在1964年8月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并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而是他以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对“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展开说明。不过，从他的一贯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论断的立论依据是列宁的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个东西的原理。“哲学就是认识论”，不仅是指哲学具有认识论功能，而且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认识论。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在马列著作里缺乏根据，我认为并非如此。

　　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哲学的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古代，哲学被看成各种知识的总汇，哲学家们重点探讨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到了近代，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认识论的研究。当时有的哲学家仍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黑格尔就建立了一个包括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不过，他天才地猜测到存在规律、认识规律、思维规律是同一的，即本体论（即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是同一个东西，他的逻辑学，就是他的辩证法，也是他的认识论。在此之前，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是各自独立而又互不相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之科学”的终结，在哲学的对象上发生了变革。恩格斯多次指出：“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①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形式逻辑早已成了一门独立科学，从哲学分离出去了。哲学最后只剩下辩证法。恩格斯所说的辩证法，就是大写字母的逻辑学。所以在恩格斯那里，说哲学就是辩证法，与说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曾对哲学作了历史的考察。他认为，随着各门自然科学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出去，最后哲学选择了认识本身、认识的方法作为它的对象，它想认识怎样做到借理智之光来认识其他对象。他说，哲学并不想知道一切，而只是“以理智为专门的对象，即以思维能力或认识①能力”为对象。又说：“作为哲学的专门对象的认识，只是，也只能是推广②的逻辑”他又把这种逻辑，称为认识论，称为辩证法。可以说，狄慈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早明确讲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人。列宁关于三者同一的思想除了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之外，很可能还受到狄慈根的影响。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①狄慈根：《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02、339、347页。②狄慈根：《哲学的成果》，《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02、339、347页。

　　有人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取消了本体论，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划不清界限。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解。作为科学的认识论，首先是世界观。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这是科学认识论的起码前提和基础，而且认识规律、思维规律是与客观世界规律相同一的。所以科学的认识论，离不开本体论。认识论必然包含本体论。本体论本身也是认识论。离开了认识论，本体论就讲不清，也失去了意义。

　　有人担心，“哲学就是认识论”会导致取消历史唯物论。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科学的认识论不仅要研究认识的客体，而且要研究认识的主体。唯心论者把自我、绝对、神当做认识的主体，旧唯物论者把抽象的个人当作认识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认识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是群众、阶级、政党、是社会。人类社会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它既是认识的对象，又是认识的主体。

　　要讲清科学认识论，必须研究认识主体，即人类社会。离开了历史唯物论，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论。当然，如同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科学一样，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唯物论也可以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科学存在。

　　我认为，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的原理，讲哲学就是辩证法，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就是逻辑学，都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更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呢？这是因为：

　　第一，哲学就是认识论，更能反映哲学的本质和对象。哲学要研究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但哲学又不是直接的以整个世界为其研究对象的。它是通过总结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通过总结人类认识史来探求世界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和认识规律的。

　　第二，哲学就是认识论，突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功能。人们习惯所讲的本体论、辩证法、逻辑学，都有认识论的功能，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哲学的认识论功能越来越显著。

　　第三，哲学就是认识论，概括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最基本问题，毛泽东的整个哲学思想都是围绕着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展开的。

　　第四，哲学就是认识论，反映哲学发展的趋势。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哲学界也有人主张哲学就是认识论，与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

　　“哲学就是认识论”，所说的认识论，是广义的认识论，而不是人们习惯所说的狭义认识论。关于狭义认识论的内容，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这是前面已讲过了的。关于广义认识论的内容。他并未论及。作为整个哲学的广义认识论的内容是否可设想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研究认识的客体，即物质世界存在的最一般形式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第二部分是研究认识的主体，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第三部分是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主体与客体如何才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这三部分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的，也不是互相并列的，而是一个比一个具体，一个比一个复杂，一个比一个丰富，第二部分包含第一部分的内容，第三部分包含了第一、二部分的内容。整个哲学围绕着解决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的矛盾而展开的，亦即围绕着人类如何才能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愈来愈获得更大的自由面展开的。这种结构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完全融合为一体。这种客体、主体、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逻辑，是同哲学史的发展相一致的，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律相一致。至于每一部分的细节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辩证法的一元化问题

　　1964～1965年间，毛泽东在哲学上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具体的讲法如下：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有人提出：“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他回答：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与质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这是《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的文字。参加这次谈话的龚育之所作的记录是：“我不相信那两个范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平行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就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量和质的对立统一。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没①有什么否定之否定”。两个稿子基本思想一致，具体说法略有不同。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中又说：“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1965年，毛泽东在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时批注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①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一段批语，其基本思想是清楚的。（1）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辩证法其他范畴应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予以说明。（2）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他的上述思想同他以往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时依据列宁的思想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但同时又赞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有三个，即矛盾统一法则、①龚育之：《读〈毛泽东批注集〉札记两侧》，载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论文集），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①毛泽东：《读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一书的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505～507页。

　　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此外还有本质与现象等一系列范畴。1956～1957年，毛泽东为了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多次重申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加以说明和发挥。直到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依然主张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

　　那么，为什么在1964～1965年毛泽东批评起恩格斯三个规律和斯大林四大特征的说法呢？为什么在这时强调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呢？我认为这主要是毛泽东基于对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1964年7月14日）一文将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归结为十五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为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用，故提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其他规律与范畴不能同对立统一规律并列。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这一变化。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与列宁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列宁在世时还没有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不知道恩格斯三大规律的观点。所以在列宁的著作中也就没有三个规律的提法。列宁把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与其他范畴一样看成是对立统一的实例或具体的展开。斯大林既不同于恩格斯，又不同于列宁，提出四大特征。斯大林的做法是离开了列宁的正确的思想。毛泽东提出辩证法一元化的思想是对列宁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只承认一个基本规律，不承认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就不免有点偏颇。他只看到对立统一规律对理解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其他规律和范畴反过来对理解对立统一规律也有意义。如矛盾的发展过程，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统一与斗争就有一个度的问题。其次，他只注意到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不能与对立统一平行并列，但他没有注意到把这两条规律与其他范畴并列，就降低了这两个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以为狭义辩证法的体系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对立统一规律；二是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肯定规律。三是其他范畴。

　　这里还要谈谈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开头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二及其对矛盾着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中国古代也有一分为二的说法。在解放后，毛泽东也喜欢用“一分为二”，讲“凡事都可能一分为二”，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二分法或两点论）来看事物。这些都是无可指摘的。但在1959年以后，他比较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①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1961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何其芳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中增加了这样的话：“事①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有人（邓宝珊）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我说他们也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斗争哲学还在他们后面。”

　　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他的对方转化的”。在再次审稿时又增加了“通过斗争”四字，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不仅强调“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而且还把发展过程看成是一分为二，强调分。他说：“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就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他用一分为二来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内的斗争。他说：“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有我们。有几个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就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毛泽东不赞成“合二而一”的表述，认为“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任何事物都有矛盾，都可一分为二，都可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毛泽东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我以为是可以的，无可非议。但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分”，强调“斗”，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结合”注意不够，这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导致他不断地进行党内斗争，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使党和社会失去相对的安定与稳定。按照彻底的辩证法：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也是对立的统一，分与合也是对立的统一，一中有二，二合为一，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把分与合绝对对立起来是一种片面性。

　　根据一分为二的观点，毛泽东还提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他在3月18日的谈话中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时就发现了……。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一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从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讲的坂田昌一的文章是《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1期，1963年8月）。1964年8月，首都北京召开了国际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作为日本代表的团长参加会议。8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会议的各国科学家，同坂田握了手。第二天，毛泽东又约周培源、于光远到中南海卧室谈坂田文章。毛泽东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们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接着毛泽东又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以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在恩格斯、列宁那里就有。毛泽东在1955年就谈到过。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召开了一次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听了科学家们的汇报，观看了仪器表演，询问了有关问题。他问物理学家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构成的。钱三强回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知识，根据现在的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毛泽东打着手势说：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也仍然是可分的。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毛泽东微笑着说：①“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在当时，许多科学家还把中子、质子视为不可分的物质最基本组成部分。

　　毛泽东只是站在辩证法的立场上，预言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是可分的。至于它们是如何分，那需要自然科学家们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这是哲学家无法代替的。

　　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观点，不仅对我国的基本粒子的研究有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拉肖、温伯格、萨拉姆等人开始不相信基本粒子可分，后来直接间接受到毛泽东的可分思想的影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78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会议上，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夸克）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往后，他又解释说：他之所以建议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有联系，按照他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一个比一个更小地无穷地存在着，因此，我想取用他的名字。

　　四、关于肯定否定规律

　　毛泽东在谈到辩证法的三个规律时，不仅强调辩证法的一元化思想，不赞成将对立统一规律同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平行并列，而且还说：“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如何理解和评价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有人认为，这里毛泽东根本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未提过否定之否定规律，他和斯大林一样对否定之否定规律持否定的态度。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

　　①见钱三强的《毛主席指引我们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光明日报》1977年9月18日。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中确实没有出现过“否定之否定”一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毛泽东从来就不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如前提到，他在抗大讲课时写的提纲中就明确把“否定之否定法则”列为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看出：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对“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是很注意的，写了不少批语。毛泽东的批语重点是在讲辩证的否定观。他写道：“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①过程都是如此。”又说：“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在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③毛泽东也肯定发展过程中的三段式，他写道：“恩格斯之言三段法是对④的。”“任何过程都是由正命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⑤在内。”可见毛泽东是肯定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的，是肯定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命题。

　　苏联教科书依据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对恩格斯关于否定之否定论述的攻击。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小麦的生长过程是茎否定粒，花否定茎，果实否定花，是三个否定，而不是二个否定。毛泽东肯定教科书的批判的。同时，他写道：“问题是明显的，否定之否定论是由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之内的联结。其行程只有两个否定，多数否定说法，如蚕蛹蛾、茎花果、少壮老等等，是不对的。因为都是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虽通过种种变异阶段，依然只是完成一个种属的持续过程，依然⑥处在同一的规律性中。”又说：“否定之否定表示过程发展的一个循环之终①结，另一个循环开始。”。

　　毛泽东本人也喜欢用三段式来表达事物发展过程：如团结——批评——团结、平衡——不平衡——平衡。1958年5月8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希腊辩证法，中世纪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之否定。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形而上学，现在又讲辩证法。如前面所引过的，他在1965年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写的批语中继续使用“否定之否定”一词。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1、123页。②《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1、123页。③《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24～125、115页。④《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24～125、115页。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0页。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17～118页。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26页。

　　那末如何理解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所说的“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呢？我认为，毛泽东这一论断，并不是完全否认“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虽然认为将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对立统一规律平行并列不妥，但他还是承认这一规律的，不过，是要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下予以说明。他认为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毛泽东所说的“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可理解为毛泽东不相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的普遍性。他认为发展过程就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

　　毛泽东的这种改称对吗？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哲学界似乎持肯定的态度，有的教科书也这样写。八十年代以来情况发生变化，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又恢复使用“否定之否定”的名称。我以为，毛泽东的改称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肯定否定”更能正确地表述这一规律的基本内容。通常所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辩证的否定观，事物发展的每一环节既是否定，又是肯定，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二是事物的运动过程不是简单的循环，也不是直线，更不是后退，而是波浪式的前进，或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这两方面中，前者是基本的，后者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肯定否定”的表述概括了“肯定、否定、肯定……”发展的全过程，而“否定之否定”的表述只表达了发展的第三个环节。“肯定否定”比“否定之否定”更能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重复性。“肯定、否定、肯定”的表述正是“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实践——认识——实践”、“特殊——普遍——特殊”等等具体公式的概括与抽象。第二，“肯定否定”的表述，可以同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的表述在形式上取得一致。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以成对的矛盾概念的形式来表述的。如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等，“否定之否定”则是唯一的例外。而“肯定否定”的表述就没有这一问题。

　　第三，“肯定否定”的表述消除了这一规律在表述方式上的黑格尔主义的遗迹，剥夺了辩证法敌人对它歪曲和攻击的口实。德国的杜林、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中国三十年代的张东荪都把辩证法歪曲为三段式，然后加以攻击。“肯定、否定”的表述消除了这一规律的神秘外衣，也使攻击者失去了口实。

　　有人不赞同毛泽东的表述，主要的理由之一：三段式或“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具有普遍性。三段式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认为不具有。这一点连黑格尔也是这样认为的。黑格尔说：“如果那第一个否定已经是第二项，那末，被数为第三的，也可数作第四；抽象的形式也将不用三分法而被当作是一个四分法。”黑格尔也认为，三段式并不是本质的东西，它“只是认识方式完①全表面的、外在的方面。”他强烈批评当时许多的人并不懂得辩证法，而只是形式主义的占取三分法，用它来构造各种体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对三分法的分析和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马克思、思格斯、列宁并不反对三段式，可他们从来不拘泥于三段式，反对将辩证法与三段式混

　　①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4页。

　　为一谈。在自然界和社会里，有的发展过程不一定表现为三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系列，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①

　　总之，我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他只是否定“三段式”的普遍性，把发展看成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无限过程。他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更好地揭示了这一规律的内容，是辩证法史上的一种进步。我以为我们的教科书不宜再沿用“否定之否定”的表述，而应采用“肯定否定”的表述。

　　八十年代以来，有人根据毛泽东关于“波浪式”发展的大量论述提出：“波浪式发展”规律是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它与“肯定否定”规律是两条规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发展是不同的。我认为，这种见解值得商榷。至少在毛泽东那里，波浪式与螺旋式是一个意思，都是表达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前进运动。硬说在毛泽东那里“波浪式”与“螺旋式”有区别是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的。我认为波浪式发展是一个规律。但它并不是与“肯定否定”规律不同的辩证法的另一条基本规律，它不过是“肯定否定”规律的一部分、一方面。

　　五、关于分析与综合

　　分析与综合是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毛泽东在1964年8月的北戴河哲学谈话和1965年12月杭州的哲学谈话中都讲到这一对范畴。

　　在北戴河的谈话中，他说：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有讲几句话。我曾找艾恩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上综合分析。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与农民？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分析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的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

　　他接着讲：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你的军队，我一口一口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军长，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灭。这就是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兵士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

　　他的结论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就是综合。从来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过。因为有人提出合二而一，谈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关于分析与综合的关系，他说：“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

　　①恩格斯：《反杜林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6页。

　　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药方，经过了多少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蚂蚁、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

　　在杭州谈话中他说：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以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对综合的看法说得更明确：“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后来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确实，像毛泽东这样讲分析综合是前所未有的。分析与综合是思维把握现实的方法，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从而认识其中的每一部分；综合是思维在分析的基础上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加以整体的考察从而形成对事物完整的认识。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与唯心论不同，唯心论的分析不是从现实事物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是对概念的逻辑分析与综合。这种分析综合不接触现实，不受实践检验。唯物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则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在分析与综合过程中不断接触现实，最后由实践来检验。毛泽东（以及艾思奇）认为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的看法是不符合实情的。毛泽东所讲的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过去确实没有人讲过。不过，这已不是什么思维方法问题，而是实践方法问题。毛泽东的说明只能表明：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是有着客观的实践基础的，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还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讲综合就是吃掉。这种说法很新奇，但未必有普遍意义。在实践上，有些综合可能是吃掉，如毛泽东所举的例子。但有些却不是如此，建筑师、技术员、工人盖大楼，可以说是最生动形象的综合。把一件件建筑材料按图纸建造成漂亮的大楼，这是综合。但这不是吃掉，而是把许多部分合起来创造成一个新的东西。

　　总之，毛泽东关于分析与综合的谈话是新颖的，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索，不过，并不完全正确。

　　我认为，我们的教科书在分析与综合问题上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对这一对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它在辩证思维中的核心地位无认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实际上是把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看成是认识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列宁同样十分强调这一方法。从理论上讲，分析与综合是辩证法的规律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一种综合性的运用。从实际的认识活动中看：它是认识方法中最基础的、最基本的方法。概念的形成，判断、推理的进行，假设的提出与验证，以至归纳与演绎、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等方法，无不是在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进行的。可现在的教科书只是将它和别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并列。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论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认识的对象不作认真的、科学的、细密的分析与综合，而往往凭经验、凭直观作出判断。一个人认识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分析与综合的运用的熟练程度。

　　毛泽东关于改造哲学体系的意见未必完全精当，但他提出改造哲学哲体的任务本身就具有开创性。苏联东欧的剧变，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这一切更迫切要求我们改造现行的哲学体系，创造出适合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