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指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知识。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刀，虽然名之曰“文化大革命”，而实质则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阶段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但历史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文化大革命”虽说是一场“内乱”，但它是有领导的在明确理论指导下的一种特殊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指导这场“大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的“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客观地了解、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好办法是从了解、评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手。

　　在迄今公布的毛泽东的著作、语录中，我们没有发现毛泽东本人明确使用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类术语。首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专门术语的是1967年11月6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文章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归结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运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章是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经过他们反复修改而成的。他们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信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大家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毛泽东在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很好。可用。”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术语虽非毛泽东提出，但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姚所归结的六条，基本上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想。在此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反复宣传，写进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被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集中概括，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说有六条，但最根本的核心是两条：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二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是运用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党的黑暗面，把被走资派所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正是这两条，使得“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二、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估计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来源于他对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由前一章可看出，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脱离实际，陷入了严重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在反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同时，越来越担心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他把党内思想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上纲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越来越把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视为“修正主义”。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些，对反动派和气一些，对修正主义和气一些，对亚非拉人民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①

　　1964年2月，他在谈话中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②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间，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把这些东西抖搂了出来。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到了1965年，毛泽东不仅认为工厂、农村的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省委、部委有烂掉的，而且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内形成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5年10月，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明显地为他以后的大行动造舆论，下毛毛雨。

　　同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一伙对罗瑞卿（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搞突然袭击。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篡军反党”。

　　①1962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向中央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将它概括为“三和一少”是明显不符合原意的，视之为修正主义更是错误的。②1962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根据合作化以来的经验和1960年至1962年在全国一些地方的调查向中央建议：在农村中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克服平均主义：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肉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等等。当时，我国部分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这些关于农村工作的正确主张和政策被概括为“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受到批判。

　　12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上问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得学蔡锷，要造反哪！他又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

　　毛泽东对中央内部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心里也越来越不安。还是在12月，他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出来破坏。”在此之前，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主任职务。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搞，找了三次，没有人愿干，只好到上海去搞。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全国各地报纸陆续转载，北京各报纸在18天内未刊登。毛泽东对这些自然很不满，感到他的意见在北京行不通，北京市、中宣部的事他管不了。1966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同康生等人的三次谈话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他认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又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指责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按：指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对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的估计更是漆黑一团。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不知道。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搞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对中宣部很不满，说：“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按：中央农村工作部1962被解散）。到了5月7日，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提出这种现象再也不不能继续下去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文化大革命”从学校、知识分子开刀。1970年12月18日，他同斯诺谈话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批判了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罗瑞卿、陆定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决定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简称“5·16”通知）。这个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先后八次易稿，最后经毛泽东补充、修改、审定而成，4月2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过了草稿，并决定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通知

　　从行文的形式上看，是对中共中央在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二月提纲》对当时学术批判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论述：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引起的学术界的大辩论，其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

　　“左”的倾向加以适当限制，指出：在学术辩论中要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

　　“不准革命”等等。这个提纲，今天看来，不是右了，而是“左”了，是“左”的气候下的产物。提纲提出的一些限制，并不能改变“左”的性质。但在毛泽东看来。提纲是右了，是修正主义纲领，要批判。毛泽东认为，这个提纲的要害是模糊了当前这场大斗争的目的，即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代表人物）的批判。”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加了不少话。若删除毛泽东在修改时加的话，那“5·16”通知的最初稿子主要讲的仍是学术方面的批判，讲的是对学术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他的修改则明显是着眼于批判中央和中央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党中央的“修正主义”。他认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提出：当前的文化革命，不只是限于“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感到这样写还不足以引起全党的注意，不足以表达这场文化革命的目标，于是在这个通知的最后，又写上重重的一笔：“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可以说，此时他所考虑的已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不只是夺回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问题，而是要清洗党、政、军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揪出赫鲁晓夫式的接班人问题。在他的头脑中已形成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

　　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还表现在，他以为北京有发生推翻他的反革命政变的危险。1965年12月，他在上海会议期间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关于发生政变之事，他同林彪谈过。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又说：“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毛泽东虽不赞成林彪大讲政变，但他没有否认他为防止反革命政变所做的调兵遣将。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外宾的谈话也印证了上述调兵遣将的事。他说，去年5月，谢胡来时究竟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修正主义打倒我们，有可能我们战胜修正主义。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可能呢？这样看问题，可以不轻视敌人。又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时，我们增加了二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

　　正是根据对形势的这种主观主义估计，他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样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为什么会作出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呢？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对修正主义概念的误解。1957年，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先是反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之后又发展到反国内的修正主义，并逐渐把反修防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1965年8月3日，他在接见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中国有两个前途，一种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他认为，国内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反对修正主义。

　　反对修正主义，抽象他讲也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修正主义？看来，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所说的一段话，最能反映出他对修正主义的误解。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都是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显然，他所批判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有些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有些是符合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一些政策，也有一些是属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或实际工作的缺点错误。这种理论上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政治上犯错误，最后发展到混淆敌我界限，把与他一道反对修正主义的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长期得不到纠正，支配了全党。在崇拜者眼里，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凡与毛泽东不同的议论即是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都应批判、打倒。在这种气氛下，即使是在高层领导中，也无人敢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异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中央核心领导中没有人对错误批判和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诸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也没有人对

　　“5·16”通知发表不同看法。可以说，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是赞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量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第三，毛泽东主观武断，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前就轻易给人定罪。对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如此，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是如此。这一情况，反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遭严重的破坏。

　　第四，特殊的国际环境。从1960年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正义的，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尊严，反映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无畏气概。但他错误认为苏共变修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了，苏联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与判断，毛泽东加紧进行反修防修，清洗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清洗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第五，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一些阴谋家、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诬陷好人，把一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人打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分子，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

　　上述复杂的因素，使得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脱离了实际，于是便决计发动“文化大革命”。

　　三、刘少奇的悲剧

　　从“5·16”通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目标是要解决所谓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从1945年中共“七大”起就被毛泽东定为自己的副手、接班人，而现在却成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这是怎么一回事？

　　刘少奇（1893～1969），湖南省宁乡县人。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回国后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7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期从事白区秘密工作。在工作中同当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作过斗争。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1936年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同书记。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原局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45年的中央七大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七大”后正式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党内第二号人物。

　　毛泽东对刘少奇是赞赏的。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提出报告，刘少奇的报告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很多人也不赞成刘少奇对白区工作的估价。刘少奇的报告面临着否定的危险。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并给刘少奇很高的评价：“少奇同志对于群众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中，

　　在党内生活中，在华北工作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一生的工作，很少失败。今天我们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①的辩证法。”刘少奇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对毛泽东也很崇敬。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虽然是正确的，但其中也有不足，对毛泽东个人作了过分的颂扬。

　　在中共“七大”以后，刘少奇一直紧跟着毛泽东。刘少奇在工作中自然也有缺点，在一些问题上，也有与毛泽东不同的认识，但这并没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1953年，高岗进行宗派活动，企图搞倒刘少奇，取而代之。毛泽东发现后揪出了高岗，维护了刘少奇的地位。1959年，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主席先生，中国的继承人是不是解决了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确定是刘少奇。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以后是谁呢？

　　毛泽东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是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有意通过蒙哥马利向全世界公布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直至“文化大革命”，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中共领导核心是团结的，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那么，毛泽东头脑中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中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原则分歧始于1962年前后。

　　1956年，刘少奇参与“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等方面，刘少奇是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并无分歧。但到了1961～1962年，在对困难形势的严重性的估计上和产生困难形势原因的分析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了分歧。刘少奇认为：“困难是十分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总是套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公式；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但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毛泽东实际上不赞成刘少奇的看法，但他没有讲，把气憋在心里。到了1962年8、9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感到形势开始好转，便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把憋在心里的话放了出来。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右倾，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开始对刘少奇有了看法。

　　八届十中全会后，刘少奇紧跟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为了便于指导运动，他让夫人王光美下去蹲点，搞四清。这件事得到毛泽东的赞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无疑也反映了刘少奇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讲到知识分子下去时说：王光美作了报告，她去搞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此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上也是一致的，没有分歧。毛泽东讲：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讲：恐怕有些地方不止三分之一。

　　如上章所述，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点上看不出有什么分歧，在运动的性质上，有不同认识，但很快刘少奇服从了毛泽东，并未发生争论。毛泽东对运动中极左的一些做法不满，但他也没有归罪于刘少奇。不过，在这次会议

　　①转引自孙惠娟、田铸的《读〈毛泽东群众工作〉一文扎记》，《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9期。

　　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做法表示了很不满。有一次讨论，邓小平主持会议。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会，劝毛泽东不要参加。毛泽东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在会上，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插话很不满。在下次会议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他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有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会后，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提意见，说对主席尊重不够。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尖锐化了。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行，对刘少奇失去了信心。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

　　“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斯诺在《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中说：

　　“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至少是一个高级负责人对我谈了这点。”1月25日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谜。说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走资派，这一条还需有材料来证明。要是刘少奇真的提出反对整走资派，那说明刘少奇是对的，但除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所说的以外，至今也没有人依据可靠材料来证明刘少奇反对整走资派。但不管怎样，从这次会议后，毛泽东是想从政治上搞倒刘少奇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还表现在对苏共态度上。紧接着《二十三条》事件后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1965年2～3月，日共总书记官本显治率代表团来访。当时苏共支持日共内的反对派，所以日共对苏共采取批判的态度，与中共的关系较好。但宫本显治不赞成在中日两党联合公报中点名批苏共，刘少奇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表示同意。刘少奇不能最后决定，向在广州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同意的，我可以不同意。这样政治局的意见被否决了。另一件是：是否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965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邀请信。参加不参加，毛泽东未置可否，要在京常委讨论。在京常委讨论的意见是：应邀进行斗争。刘少奇说：此事还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不同意参加。这件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在同期诺的谈话中说：“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共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建议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来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现在看来，刘少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做法比较正确。其实，刘少奇的主张也并不是要同“修正主义”搞妥协。无论刘少奇，还是彭真，也都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并无原则分歧。

　　毛泽东从1965年起讲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实际上是为搞倒刘少奇下毛毛雨，作舆论准备。但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一切照旧，刘少奇依然主持党中央工作。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如前所述：“5.16”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的。不仅刘少奇没有想到通知中所讲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指他自己，就是参与起草“5·16”通知、惯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张春桥也没有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康生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不仅大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而且还恶狠狠地攻击朱德，诬蔑朱德是“空头总司令”，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康生在发言中却恭维刘少奇，检讨自己在1931年批评刘少奇犯了错误，“没有认识到刘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路线的”。在后来，他又讲过，在那时，他只想到彭真有问题，没有想到、也不敢想到接班人（刘少奇）有问题。参与起草“5·16”通知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19日上海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开始时，对“5·16”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没完全想到刘少奇。

　　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是批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至于下一步“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并没有讨论。“5·16”通知只是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未涉及如何清洗。怎么搞？在五月时不仅刘少奇不清楚，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他在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鸣呼哀哉。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北大党委破坏文化大革命，想把革命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就在前一天，即5月24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五点指示，强调“内外有别”。25日深夜十二时许，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到北大重申了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并传达了周恩来的四点补充指示，进一步强调“内外有别”。当时刘少奇周恩来并不根本反对搞文化革命，也不反对贴大字报，只是希望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有秩序、有计划、有步骤地搞，不要造成天下大乱。毛泽东却另有想法。6月1日，当他在杭州看到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不同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就立即下令中央电台广播，决心以“四大”的形式来搞文化革命。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广播后，大学生、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学校出现了混乱，一些学校领导受冲击而瘫痪。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依照惯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工作组。此时的刘少奇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老办法，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具体经验指导文化革命。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极左思潮的鼓动下，学校出现乱揪、乱斗干部的过火行动。1966年6月18日，北大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在学生宿舍楼区自发地设置“斗鬼台”、“斩妖台”，随意揪斗干部。批斗时出现了戴高帽子、脸上抹黑、挂牌子、罚跪、揪头发、拳打脚踢等极端不文明的野蛮行为，个别品质不良的人乘机对妇女耍流氓。北大工作组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认为这是校内外敌人勾结起来破坏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它暴露了坏人。工作组提出警惕坏人破坏文化革命，加强了政策教育，整了一些积极参与事件人的材料。北大工作组在当日将处理“6·18”乱斗现象的过程和办法写成简报，报送中央。中央于6月20日批转了北大简报，肯定“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样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当时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是赞成北大的办法的。陈伯达认为，北大“6·18”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一事件的后台。既然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是反革命事件，既然要揪后台，当然就要整人，抓反革命，抓坏人。有材料讲，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北京二十四所高等学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职工被打成反革命。这一数字显然是大大地夸大了的。但工作组确实整了一些人，要在群众中抓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坏人”。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各校之间停止了串连，各校关门搞运动，以往热热闹闹的场面没有了。工作组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少数学生的不满，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群众中出现了工作组是革命的、不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争论。当时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包括红得发紫的“左派”后又成为反工作组“英雄”的聂元梓在最初也认为工作组是革命的。工作组制止乱斗现象，强调政策，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工作组（以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受传统的“左”的思想支配，把运动中群众受极左思想而产主自发的乱斗行动当作了阶级敌人阴谋破坏活动，则是错误的。当时的工作组可以说是两手抓：一手是抓整“走资派”，这是主要的；一手是排干扰，抓群众中破坏运动的“右派”、反革命。今天看来，这两手都有问题。

　　6月初，毛泽东在杭州。6月18日离开杭州到韶山，住滴水洞。6月28日到武汉。从毛泽东在7月8日给江青的信看，毛泽东对运动是满意的。他在信中写道：“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他认为，这次文化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认真演习”。

　　7月18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北京。20日，江青由上海回到北京。毛泽东回京后听取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汇报。江青、陈伯达、康生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了种种罪名。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派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大学了解情况。毛泽东对当时文革形势的看法已与7月8日信中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他提出改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阻碍了运动，要依靠学校的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显然是不符实际的。事实上，大多数工作组主要目标还是在斗“走资派”，而不是在整群众中的“坏人”。工作组整少数群众的材料不对，但也并不是在镇压学生运动。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讨。此时，刘少奇还未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他在大会上讲：“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是刘少奇的真心话。在文化革命上，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没有反对之意。不过，他只是按照过去的老办法来搞。按刘少奇的办法（亦是过去的办法）搞，损失可能少一些，不会天下大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也还是“左”的，把一部分干部打成“走资派”，也有可能重犯1957年反右斗争时将一部分群众打成右派的错误。

　　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文化大革命”。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号召与会者及全党揭刘少奇的问题，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后，在8月2、3、4日，刘少奇还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参加辩论会，对同学、工作组发表讲话。直到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他才明白毛泽东要与他算账。

　　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了亲自写大字报的方式来揭刘少奇的问题？这次全会进行的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党内许多干部并不认为工作组是镇压了“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不会认识到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那时党内的绝大多数干部的思想与其说同毛泽东一致，不如说同刘少奇一致。毛泽东感到“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退一步讲，即使有人在会上批评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错误，但由于刘少奇是毛泽东自己自一手提拔上来的接班人，也由于刘少奇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故与会者也不会揭刘少奇的“其他问题”，更不会想到要更换接班人。也许正是会议上的这种形势，逼得毛泽东只好在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时亲自写大字报，并在大字报中不仅严厉谴责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上的错误，而且联系到四清中的错误与1962年的所谓右倾问题。

　　毛泽东要在政治上搞倒刘少奇，更换接班人，但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矛盾处理，在组织上刘少奇仍为中央常委，不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毛泽东在闭幕会（8月12日）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有。”

　　在十月召开有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检讨。刘少奇不仅对五十天作了检讨，不仅对毛泽东大字报中提到的两个问题作了检讨，而且还对1946年以来的工作作了检讨。刘少奇的态度是诚恳的。今天看来，他所检讨的问题有的并不是问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是满意的。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稿子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在社会上传抄，有的人就贴刘少奇的大字报，但被制止了）。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改正嘛！他提出让红卫兵看《阿Q正传》，意在告诉红卫兵不要不准革命，不准改正错误。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允许改正。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毛泽东还讲：不能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犯错误也有原因。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他还说：对刘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境地，而且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应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派车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共和国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对刘少奇的要求，毛泽东没有表态，只是建议刘少奇好好学习，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毛泽东劝刘少奇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家后，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在对刘少奇的态度上，周恩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批刘少奇。这是从当时周恩来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得出来的。也许是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过如何对待刘少奇后，周恩来在1月16日深夜12点以后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①

　　后来，刘少奇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但刘少奇没有起来抗争。他只是在“检讨”中作些辩护，说明事情的真相。1967年8月8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严正表明：“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这是刘少奇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此后未见到他写过任何申辩材料。这也许反映了刘少奇忍辱负重的性格。不过他坚信：“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为了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思想上搞臭，1967年2月，毛泽东提出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此书在延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列为整风文

　　①见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8日。该文在收入《缅怀刘少奇》（1988年出）时删去了周恩来给王光美打电话的情节。

　　献，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必读的书。该书不仅在党内外很有影响，而且还译成多种外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一定影响。该书在1962年经过增删重新出版。可此时，毛泽东认为：这本书是唯心论的，是欺人之谈，这本书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毛泽东的批评显然不符合实际。《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本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价值。这里顺便指出：1962年刘少奇的《修养》再版时，陈伯达参与了修订工作，可在1967年时，陈伯达竟然成了批《修养》的先锋。此事，直到1970年陈伯达垮台时才公诸于世。

　　毛泽东对刘少奇批归批，但在组织上还是主张以宽大为怀。直到1967年3月，毛泽东还讲：将来召开九大时，我还要提出让刘少奇当中央委员。看来他是用对待王明、彭德怀的办法来对待刘少奇。

　　但林彪、江青一伙不这样想，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的大字报上街，张春桥却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接见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蒯大富带头起来“打倒刘少奇”。1967年7月，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煽动学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要揪刘少奇出中南海进行批斗。7月18日，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进行人身迫害，并进行抄家。更为恶劣的是林彪、江青一伙使用逼、供手段，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内奸。对专案组提供的伪证，开始时毛泽东表示怀疑，不相信刘少奇是叛徒，下令调阅全部材料。但江青等人送的全是伪证，至于证明刘少奇历史没有问题的材料一件也不送。在“证据”（确切说“伪证”）面前，毛泽东由不信到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江青等人的假材料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对刘少奇进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1967年9月13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而逮捕入狱，子女被驱赶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则处于囚禁之中，身体日益虚弱，走路、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病得不到治疗。在批斗时，他的双腿被打伤，行走十分艰难。从住处到食堂只有三十米，他走一趟要用五十分钟。最后走不动，只能由工作人员打饭。工作人员常被骂作保皇兵，弄得他们也不愿每餐打饭。这样常常是打一次饭，吃好几顿，剩饭剩菜常变质。1969年10月17日，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飞机，送到开封，囚禁于一个特别监狱。11月12日去世，秘密火化。火化单上填写的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这样含冤惨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王光美进行同样的迫害。中共“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下令判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得以幸存。

　　刘少奇案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重新肯定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历史功绩。

　　国外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整刘少奇是出于个人权力之争，是个人恩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历史上看，毛泽东与刘少奇配合是好的，毛泽东信任刘少奇，刘少奇推崇毛泽东。中国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首先是由刘少奇搞起来的，林彪不过是在1960年以后把这种崇拜推到了极端。刘少奇本人无争权之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反映了他的处世为人。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证明是错了的人。但毛泽东又是原则性很强的人，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留情面。据卫士长李银桥讲，毛泽东多次写过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①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相让的”。毛泽东的这番话是他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这反映了他的个性。他对王明、李立三是这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也是这样。在八届十一届中全会中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实际也是这样，对刘少奇实行一批二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过很多人，认为犯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犯走资派错误的改正了仍可继续工作。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持了各种“专案”，搞假材料、伪证，把一些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等，使毛泽东无法再保。客观他讲：刘少奇的悲剧，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也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刘少奇被诬陷“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迫害致死，那是林彪、江青等人反革命阴谋的结果。

　　四、“大民主”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如前所提到的，毛泽东在修改“5·16”通知时已下定决心，要清洗刘少奇及其在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但以什么方式来清洗还没有定。是用历来的自上而下的罢官方式呢，还是采取别的方式？这也许是毛泽东正在考虑之中的一个问题。从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他感到文化革命阻力很大，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认为，党、政、军里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以往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恐怕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去年11月批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说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他继续说：去年八月以来，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想的事，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1967年2月，他又说：“过去我们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决计选择另外的方式。

　　在革命形式的选择上，毛泽东自然会想到1957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在那时，他认为，“四大”是一个创造，是适合革命新内容的新形式，“四大”是大民主，有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四大”是揭露矛盾、对付官僚主义的好办法。而下层的群

　　①此话出自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致彭璜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页。

　　众，自然也会想到运用“四大”来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以前，有的学校机关就已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康生妻子曹轶欧策动下写出的。这张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是“向上攻的”。这张大字报正合毛泽东的心意。毛泽东决定用它来“点火”。后来他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的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1日晚8时广播后，成千上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把北大的校系领导冲垮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彻底打乱了。其他学校、机关、以至工厂、农村的人络绎不绝地到北大声援、取经，开大串连之先河。其他学校也效法北大，停课闹革命，揭批“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工作组力图使运动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但毛泽东视之为镇压群众，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主张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这实际取消了党的领导，形成了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

　　在极左的热潮鼓动下，中小学生也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大潮。6月2

　　日清华大学附中贴出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又以“红卫兵”的名义写出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6月24日的大字报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大字报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一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一开头就引了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进一步论说“造反之必要”，同时又说：“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青年学子，血气方刚，意气奋发，大字报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大字报很合毛泽东的口味。他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同时，又希望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封信被列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信很快传到社会上，于是红卫兵运动很快就席卷北京、席卷全国。整个中国上空响着“造反有理”的吼声。

　　为了把北京“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向全国，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支持大串连。他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千3百万人。一时间，乘车不花钱，一些胆子大的大中学生跑遍全国。有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有的只是为了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到处玩玩。

　　“文化大革命”起于学校、机关，但很快波及整个社会，生产受到影响。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大乱，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7月2日，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于是中央发出通知，指示这些单位的运动要“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指出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串连。1966年12月，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战线的文化革命。林彪提出：

　　“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间去，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此，工厂、农村的造反运动、批判干部运动也兴起了。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做法，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一场大革命。上海的夺权斗争影响到全国。什么样的权可以夺？当时的报纸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毛泽东在1月21日说：现在看来不能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或者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判定。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上到下的夺权运动。当时中央除极个别部之外，绝大部分的部均被夺权、接管。对此，毛泽东说：“接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这个政府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群众出现了分裂，最初是在对待工作组上群众分两派，是保工作组，还是反工作组；之后是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群众保这一些干部，反另一些干部，另一部分群众则持相反的态度。你保的干部，我反，你反的干部，我保；最后集中到夺权斗争上，谁来掌权。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一个单位，以至有的家庭都分成两派。各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对方组织是不革命的，是老保，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派为了争夺权力，先是文斗，后是武斗。像堂堂北大、清华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直到1968年春夏还是武斗不止，两派分别割据一些地方。至于外地，互相开枪、开炮者绝不是少数。真是天下大乱，全面内战。

　　对天下大乱，全面内战，毛泽东怎么看？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讲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毁坏旧宇宙，创立新宇宙。他以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的治与乱。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批写道：“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一乱，吾人恒厌乱则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①

　　这一段话十分精彩。把乱看成是绝对的坏，把平和看成绝对的好，是一种庸人的肤浅的观点。在历史上所谓乱，正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契机。上述话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性格与气质。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毛泽东依然保持着这种性质与气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生造反，学校大乱，许多人怕乱。他则认为，不用怕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且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到了1967年后，全国大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战不止。在旁观者看来，在事后看来，这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表征。他却不这样看。他在视察时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很乱。其实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这样看来，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当然，他并不是认为越乱越好，并不主张无限止乱下去。1967年初，为了稳定、控制局势，他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但军队内部也分成两派，因此内战并没有停止。

　　“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毛泽东烧起来的。大火烧起来后，他对一些极左的东西，如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武斗等提出过批评。这一点与1958年相类似。在夺权过程中，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他批评说：解放后十七年，正确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因此“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针对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说：怀疑一切，怀疑不怀疑自己，打倒一切，打倒不打倒自己。他还讲：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他提出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左是对的。可是当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等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不满，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诬陷、迫害老干部进行激烈斗争时，毛泽东又严厉批评者同志，斥之为“二月逆流”，致使运动进一步沿着“打倒一切”的极左方向滑去。

　　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运动起来后，他本人也难以控制。在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认为：运动可能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按照他的这种设想，周恩来在10月28日讲，对文化大革命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周恩来又说：“主席说春节前告一段落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实际情况是春节前不仅没有告一段落而且进行了夺权斗争，大乱进一步升级。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听取各地汇报时，他对文化革命作了许多指示。从他的讲话的总的精神看，他力图扭转大乱的局势，希望大乱走向大治。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要实行大联合，要正确对待干部。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己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一犯错误就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186页。

　　打倒。根据当时情况，他提出文化革命搞三年，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收尾。后来，毛泽东一再号召大联合，中央一再发布制止武斗布告，但收效不大。中央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帮助解决问题，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1968年9月，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才成立。从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以外）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中间经过了整整二十个月。

　　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呢？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从他在这次全会上的讲话看，他在肯定文化革命的前提下强调注意政策，提出在清理阶级阶级队伍时要做到稳、准、狠，重点是一个准，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不要轻信口供。他批评了一些极左的做法，提出对像冯友兰、翦伯赞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一批二养，一批二用，给予出路。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毛泽东想把“九大”开成如延安“七大”那样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了表示团结、落实政策，“九大”吸收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中挨整、靠边站的老干部参加。毛泽东赞同周恩来提出让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的建议。此时徐海东已患重病，但还是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上了主席台。在“九大”，毛泽东强调要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他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的。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大相信，”他批评进驻北京大学的六十三军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抓人太多（按：北大一万多人，抓了五百多人）。他认为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都放回去。他结合党的历史讲一个时期有一个主要倾向，同时又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提醒中央委员：“要小心谨慎，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他深感党内矛盾的尖锐复杂，林彪、江青等一伙极左派与“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的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很难解决。他本想让多一些老同志进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大名单，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反对，不得不让步，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名单。“九大”没有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他说：文化革命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他对党潜藏的危机表示忧虑，呼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共“九大”之后，他一次一次呼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安定团结”。但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存在，也由于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全党团结不起来，全国安定不下来。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以为“文化大革命”只需几个月就可以结束。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有能力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无法在有生之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只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好，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坏。即使工厂停产，机关瘫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林彪仍然讲，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谁要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现行反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被谱成曲，当歌唱。倒是毛泽东自己首先起来讲“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在于“打倒一切”，

　　“全面内战”。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一开始就说：你早找到我，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IWar，我也学会了这句话。到处打，分成两派，每一个工厂分成两派，每一个学校分成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成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又说：武斗，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那时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到了1975年底，1976年初，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不足。不过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应否定，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作为文化革命发动者、领导者的毛泽东，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造成的灾难性的恶果估计不足。

　　总之，毛泽东想用“四大”，通过“大民主”，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全面揭发党内黑暗面，清洗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实际的结果是导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四大”、“大民主”成了林彪、江青的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成为各地各单位大大小小有政治野心的人、投机分子窃取权力的工具。“四大”在形式上充分发扬了民主，但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群众发生严重分裂，由于坏人的利用与挑动，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摧残，形成一部分群众向另一部分群众专政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万多人。总的估计，全国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诛连的达1亿人以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经济损失了5000亿元①人民币的国民收入。“文化大革命”表明：“大民主”不可取，应予以否定。五、“文化大革命”原因论析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它的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多种的。

　　我们先来看看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是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直到1976年，他还讲：文化大革命是搞什么的，是搞阶级斗争嘛！他认为：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依照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正是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396页。

　　毛泽东的上述见解是始终一贯的，从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讲，能自圆其说。不过，他的说明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并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但应当看到，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而形成的。可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没有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不会有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旦形成后，又反过来使毛泽东的严重错误进一步发展，成了“文化大革命”无法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那么它的发生是偶然的吗？当然也不是。从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过去十几年“左”的阶级斗争实践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与实践同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两者相辅相成，发展到了极端，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确实又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以往“左”的错误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所以“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了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先导。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很可能至今仍不能认识1957年以来毛泽东和我们党所犯的“左”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错误自然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这是不待而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了这个直接原因后还进一步指出了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议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因素：

　　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缺乏经验，犯错误就难免。这一方面又包括：（1）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2）由于我党的历史特点，容易把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并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处理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3）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如：“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4）苏联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反对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斗争。

　　第二，毛泽东本人的骄傲，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产生这些缺点除了毛泽东的个人原因外，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决议的上述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应看到，像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件，除了如上主观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客观的社会根源。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是两个阶级斗争的产物，中国社会也不存在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产生“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站在宏观的历史的立场上看，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无疑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和表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一，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来积存起来的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斗争、冲突，集中表现为群众对领导者的揭发、批判、斗争。毛泽东在1967年夏说过：“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起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所说的第一个原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的工作组确实整过一小部分群众，引起了被整群众的不满，起来造工作组的反。至于他所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是存在的。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左”的，运动中将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的性质搞错了。不过，也应承认，当时北大有些单位的干群矛盾很尖锐。1961年哲学系党总支改选，争论激烈，改选进行一年多。这种情况导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哲学系的部分党员教师成了整陆平的积极分子。1965年“二十三条”下达后，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的干预下，纠正了对陆平的错误批判，但又反过来，开会整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要积极分子作检讨。康生、曹轶欧正是利用这种情况，策动聂元梓等人写了所谓的“第一张大字报”。从全国来讲，“文化大革命”前党内确实存在阴暗面，有的干部作风不民主、官僚主义，有的搞特权、蜕化变质，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凡是这方面问题多的干部，受群众的冲击就厉害。毛泽东的错误是片面夸大了党内的黑暗面。事实上，从全国讲，干群关系总的来讲是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运动一开始，大多数群众起来保干部，反对将本单位的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要打倒的原因。从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看，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最重要的矛盾。这个矛盾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社会能否安定、经济能否繁荣发展。若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发生罢工、罢课、闹事、以至发生骚乱、动乱。

　　第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小生产者成了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有的进了工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但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左思潮的泛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毛泽东本人的“左”的错误，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鼓吹，但也不可否认，这同中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有密切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破坏性极大。派性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所以毛泽东在1967年提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我们这样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派性是很容易泛滥的，要遏止它，消除它却很难。

　　此外，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者；毛泽东的某些平均主义思想也来之于农民小生产者。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很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

　　“文化大革命”能持续达十年之久的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社会上存着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党内外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私欲膨胀，野心发作，想在造反中大捞一把，在中央则形成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地方和部门则产生了许多造反起家的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正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和各地各门部的造反起家的人，使得“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不止。

　　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是直接原因；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发展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重要原因；长期积累起来的干群矛盾、中国原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