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肃反中所犯的严重扩大化错误，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56年6月28日，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严重骚动。同年10月，匈牙利发生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社会主义社会长期潜藏着的社会矛盾一下子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底和1957年春，我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界在鸣放中出现了混乱，有人要收，有人要放。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国内外议论纷纷。客观的现实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已迫切地摆到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上了。继《论十大关系》之后，毛泽东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

　　毛泽东十分注意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方法论，反复说明，应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他这样做是有鉴于苏联的教训，是为了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斯大林在思想上有形而上学，没有理解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著名论断。他一方面片面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否认对立面之间有同一性，而另一方面则在同一地方，他又看不到其中包含着对立。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离开了辩证法。他片面强调，苏联人民政治上道义上的团结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看不到苏联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斯大林的这种无矛盾论影响了苏联的整个理论界。1940年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就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展开讨论。编辑部对这场讨论所作的结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适合，也①就是说它们之间矛盾的消灭。”在实践上，由于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不承认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就不能自觉地主动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结果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凝固化，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失去活力。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是导致他思想僵化、政治上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领导机关执行不正确的政策，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改正，但这种改正是不彻底的，因为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问题提出，还没有认识到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问题的来稿综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0年第8期，引自《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08页。

　　会向前发展。毛泽东称斯大林的这种辩证法为“羞羞答答的辩证法”，或“吞吞吐吐的辩证法”。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理论界围绕着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又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与1940年的讨论有很大不同。这次讨论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时期盛行的无矛盾论的批判。在讨论中顽固坚持无矛盾论的理论工作者是极少数。但也应看到，形而上学的思想是不轻易退出苏联意识形态。苏联《真理报》在转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1956年4月5日发表，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删去了文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的论述，就是证明。

　　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也影响到我国。在我国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3月16日的一次座谈会上讲：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上没有懂，对这个方针，十个部长大概九个反对。

　　正是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在1956～1957年在党内外的许多会上反复申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要求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解释太少。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①他认为，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②

　　为了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无矛盾论，为了正确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专门讲了关于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批评了无矛盾论。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上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①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在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规模最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上，毛泽东侃侃地谈论辩证法，这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显示了他是一位辩证法的大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应对干部和群众进行辩证唯物论教育的内

　　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①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容：“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不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就会产生片面性和主观主义，就会使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不善于对事物作恰当的分析，就会犯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矛盾的态度是大胆地揭露它，正确地分析它，处理它。毛泽东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①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充满了矛盾，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存在不存在基本矛盾，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这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

　　苏联理论界在五十年代中期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时，有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局部的、暂时的矛盾，没有基本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提法本身就没有根据。有些人则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但对基本矛盾是什么，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全体人民无限增长的需要和物质文化资料生产在各个时期内达到的水平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的人则认为，生产资料的平等关系与由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按劳分配原则的作用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有的人主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对苏联理论界争论的情况大体上是了解的。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演中和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都说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哲学界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上有所变化，产生了许多篇谈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文章。为了纠正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也为了澄清苏联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明确规定。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没有认识①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②基础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即使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但“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

　　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③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定为一般的社会基本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使整个社会科学奠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但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使用过“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术语，更没有将这两对矛盾明确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中，只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没有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他也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看成是贯串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受斯大林的影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都只注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忽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种状况直到五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因为这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对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作了论述。即使是这样，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毛泽东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少涉及上层建筑。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发展和对斯大林错误的纠正。自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发表后，“社会基本矛盾”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术语。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有的哲学教科书竟将“社会基本矛盾”概念弃之不顾。有的人只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排除在基本矛盾之外。这些见解和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的根本方针。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的，而只有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总的来说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总的来说也是适合经济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不相适合的方面是次要的，居第二位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起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此，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再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它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否认它们之间有矛盾是不对的，过分夸大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对的，以为需要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解决它们的矛盾或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它们的矛盾更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矛盾（即不相适应）的种种表现。他指出：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不仅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有矛盾，而且全民所有

　　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

　　319页。

　　制内部、集体所有制内部、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也有矛盾；在生产和交换方面，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来，逐步寻找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分配方面，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究竟多大合适，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合理。《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个关系，实质上就是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主要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中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属于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的残余；一是属于刚刚建立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本身的不够完善；一是属于社会基本矛盾所固有的、内在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解决各种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①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为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方向。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还是初步的，但他的开创性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即使在今天，他的基本思想也没有过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

　　1957年以后，毛泽东过分夸大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一方面，过分夸大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方面，没有看到新建立起的生产关系中有超过现有生产力的地方，没有注意到新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的生产关系要求相对的稳定性，从而导致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陷入“左”的错误。防止这类错误再次发生的关键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和提出正确解决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会使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僵化，凝固化，使社会主义社会失去活力；过分夸大了矛盾，结果不仅不能正确解决矛盾，反而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巩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在苏联有人主张；社会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急剧增长与生产已达到的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有人主张：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所有者）与他参加生产管理（作为共同的主人）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国内有人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人则认为：社会化水平更高的生产力或其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结构及程度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有人主张：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模、程度、形式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究竟如何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

　　表述好，均可讨论。我主张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述为：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及民主政治的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突出三点：（1）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也是不断变动的。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抽象地谈论社会化的生产力，而必须具体地考察现实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2）公有制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这是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一直在探讨研究的问题。（3）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求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采取什么具体形式，什么具体制度，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所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我认为，上述三者的矛盾处理好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事情就好办了。社会主义各国发生的问题无不根源于没有能处理好上述三方面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三者的矛盾。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再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是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如果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基础，那末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则是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主体。

　　在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敌、我、友三者的关系，而这三者又都各自存在着内部的矛盾。革命的进步阶级或政治集团要想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以及自己内部的矛盾。在历史上，一些有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提出过有价值的思想。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政治家、思想家还不可能对如何处理敌、我、友三者的矛盾以及自己内部的矛盾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理论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出了科学分析，并依此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阶级斗争的策略。他们所制定的策略涉及到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同盟者农民的关系问题，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问题和如何处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的问题。但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敌对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而对非对抗性矛盾谈得较少。十月革命后，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人民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与马恩相比，列宁较多地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矛盾，工人、农民与专家的矛盾，民族矛盾等等。但列宁所关注的中心，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在这方面。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只是说：“对抗消失了，矛盾存在着。”斯大林比列宁更多地谈到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提出苏联社会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一种是外部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他还提出结合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富农的矛盾）的概念。他指出：处理结合内部的矛盾应当竭力缓和斗争，用协议和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调节这一斗争，无论如何不要把它导向尖锐化的形式，导向冲突。在农业集体化完成后，斯大林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苏联社会中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照此说来，人民内部矛盾已居首位。但几乎在同时，他又犯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斯大林认为，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苏联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指出这一点并没有错，错误在于他过分夸大了敌情，认为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认为外国代理人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他错误地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残酷。结果，在肃反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批干部、党员、革命者和一般公民打成外国代理人、人民的敌人。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称1936～1938年为“大疯狂”时期。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参加1934年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遭逮捕，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被处决。据有的资料讲，在军队中，5名元帅中有3名被处决，15名兵种元帅中有13名被处决，85名军长中57名被处决，195名师长110名被处决。斯大林把许多忠诚党的事业的人看成是外国间谍、代理人、反革命分子。他把自己的一柴亲属（如他妻子的哥哥及夫人，他妻子的姐姐及丈夫）和加里宁、莫洛托夫这样一些领导人的妻子也投入监狱，监禁流放。斯大林肃反严重扩大化无疑是应当批判的，但也要作历史的分析。斯特朗在“大疯狂”这一章的最后是这样写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临到苏联的时候，世界各国看到苏联希特勒第五纵队是相对地少，而它却曾推翻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霍华德·克·史密斯评论道：‘如果俄国不曾清洗掉几千个文武官员，无疑红军在两个月内就已崩溃了。’这是别人的判断，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知道苏联人民之所以忍受了那些疯狂的年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准备着决死的防御战，相信他们已在同一个隐藏的敌人进行搏斗，并且相信每消灭一个叛徒就可以在以后挽救成千人的生命，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种在黑暗中同①高踞领导地位的敌人作着斗争的感觉，使这些年代具有梦魇的性质。”斯特朗的这一段文字，并非无可商榷之处，但有助于我们全面看待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

　　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肃反工作所犯的触目惊心的错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我们，这应该分别。在很长时期内，斯大林是不加分别的。有一些在苏联做过很长时间工作的人给我讲，那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批评了那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

　　总之，马克思、列宁还不具备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学说的客观条件。到了斯大林时，己有了可能，也有必要，但由于他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也由于缺乏经验和紧张的国际形势等客观原因，没有能做到，因而犯了错误。

　　①斯特朗：《斯大林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1956～1957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内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明显地突出起来了，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已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同时，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积累了一定的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经验。所以在这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系统地论述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基本思想。他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①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①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同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演，系统阐述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在此以后，毛泽东又在许多讲话、谈话中进一步说明这一学说。许多人对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不理解，毛泽东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点如下：

　　1.敌人和人民是历史范畴。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要具体分析。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2.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反革命，否认这一点，会犯右倾错误。但不多了，过分夸大敌人，会犯“左”倾错误。

　　3.在社会主义社会，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在社会矛盾中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当时有人提出：现在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毛泽东说：一定要讲为主，要讲也可以，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讲阶级斗争为主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就不太妙。而我恰好换了个位子，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这个题目，叫做如何

　　①毛泽东：《致黄炎培》，《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①毛泽东：《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页。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又说：人民内部斗争很突出，共产党八大做了结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他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心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批评照搬过去处理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所面临的人民内部的新问题

　　4.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后者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而言。针对不同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民族关系方面，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党派关系方面，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等。毛泽东还说及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作用。他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①

　　5.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不易分清，容易混淆。而国内外的敌人往往利用人民内部，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

　　6.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根源，人们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是产主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根源。

　　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时，往往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正确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正确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和前提。如果社会基本矛盾处理不好，生产力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那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化起来。反之，如果社会基本矛盾处理得好，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那各种社会矛盾就比较缓和，也较容易处理。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也应指出：自从1957年以后，他在理论上坚持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亦这样），而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却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相当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加以处理。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我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现象有多种因素：

　　第一、如前所述，毛泽东虽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作了论述，但这种说明是理论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他提出的分清言论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也没有错。但在反右派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369页。

　　运动中实际上把这六条当作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共中央在1957年10月15日发出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不过是把“六条标准”具体化）则就错了。到后来发展成凡是同毛泽东相左的言行都说成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任何批评也都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到了

　　“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将凡是批评林彪、江青一伙的人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样，人民与敌人成了一个极不确定的概念，“昨天的功臣”，忽然之间变成了“今日的祸首”。昔日的战友，转眼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第二、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夸大估计，改变了人民内部矛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看法。对阶级斗争形势过分的估计，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所以尽管在每次运动中，党的文件都写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实际上差不多每次运动都混淆了两类矛盾。

　　第三、忽视了法制建设。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不能用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他自己以及整个党又沿用过去的方法来区分敌人与人民，即不是通过法律程序由司法部门来判定某人是否是敌人，而是由党委、甚至支部（在实际上有的单位又往往是支部书记）来判定谁是敌人，是专政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群众专政”，结果一些群众组织随意抓人，关押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运用法律武器，依法打击极少数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严格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与实践是不同的；理论转化为实践有一定的条件，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在实践上没有能正确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在理论上否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的正确性。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每次指导运动的文件都写上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话，就否认在实践上犯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

　　四、如何对待闹事

　　如前所述，从1956年秋至1957年春的半年间，我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的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在农村，少数合作社社员闹退社。如何对待少数人的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一类

　　“闹事”，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57年春的一些讲话中多次分析了发生少数群众闹事的原因、闹事的性质，提出正确对待闹事的态度和处理闹事的方法。他指出，发生少数人闹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工作中的错误；另一个是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再有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人的利用。他认为：有些领导者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没有民主，一百年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反官僚主义，我们如果不允许，我看是不对的，应该允许，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他不同意将闹事说成反革命，说成是要造反。他说，我们并不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提倡反对官僚主义，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如果这办不到，对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方法是应该允许的。他说：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他认为，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六亿人口，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不赞成闹事，但既然闹事发生了，那就不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他说：“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要闹。”“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又说：“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①闹事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因此，应当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将坏事变为好事。

　　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的精神，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示说：“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这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一般他说。

　　应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不需要采有罢工罢课游行情愿这一类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指示批评了有的领导者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闹事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指出：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的存在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其次是加强群众中思想教育工作。

　　今天的情况和1956～1957年时有很大不同，但少数人，“闹事”仍难以避免。毛泽东关于闹事的一系列论述，对我们仍不无启发。

　　五、警惕形成贵族阶层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发生，除了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帝国主义挑拨插手外，从共产党自身来讲，主要是领导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化方针的错误。因此，在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注重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矛

　　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354页。

　　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①革掉。”他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演中又说：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们有事，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只有向工厂的厂长、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市政府、向人民政府闹。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明显突出出来了，成了主要矛盾。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出贵族阶层，刘少奇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11月10日）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讲了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的问题。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也不一定啰）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引用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有一部工人成了工人贵族阶层的论述。列宁讲过，英国这样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用剥削殖民地得来的利润的一部分收买工人，使这一部分成为工人贵族，脱离下层工人，不愿意革命了。刘少奇认为：“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从刘少奇的报告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曾讨论这个问题。在报告里，他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贵族阶层”的出现。他说：“在教育问题上，毛主席讲，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里都要有进行这种教育的内容。在干部中间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刘少奇提出：“以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

　　他进而指出：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一些特殊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当时实行配给制，猪肉、花生米等供应紧张，一般人花生米买不到。刘少奇说：而我们是买得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不注意，不知不觉地享受了这些特权。人民没有提出来还不要紧，你们这些人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点花生米算什么。一闹起事情来，一上马路，这个问题就大了。因此，这些特权，原则上应该取消。就在这次报告中，刘少奇还引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提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前面已论及。确实，在如何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搞好廉政建设方面，可以借鉴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6页。

　　关于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刘少奇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述。1956年12月4日，他指出：“脱离群众是根本性的错误，是十分危险的错误。波匈事件就是脱离群众的结果。”1957年2月24日，他在同中共石家庄市、地委干部谈话时说，各方面提了很多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从这次提的意见来看，对付敌人的意见不提了，而提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是批评领导，对领导提意见，一切问题集中到领导。由此可见，国家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集中到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的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了。这是新情况，这是好事，因为敌人被消灭了，阶级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了。同年3月4日，刘少奇在中共河南省委部长、市委书记会议上讲：敌人消灭的差不多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了，这是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特点。农民对社长不满，说合作社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斗我们乡干部。工人斗厂长，意见提不完。学校也是这样，意见提不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的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他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一时解决得了的，以后会长期有的，到共产主义也会有的。3月24日，他在湖南省委干部会上也讲了类似的话。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是有矛盾，这许多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的矛盾，更确切他讲，就是跟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分配不公也好，学生不能升学也好，什么事情搞得不好，都怪你们领导不好。归根到底，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矛盾。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又说：“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他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①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中说：“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题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该社论着重谈了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社论说：“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各级领导者到人民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的集中表现出来。”

　　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一对矛盾，渗透在一切单位和部门，涵盖了所有的人。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领导者是国家的、集体的、全局的利益的代表者，也是群众的利益的代表者。领导者一般比较能从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益上去看待问题。因此，领导与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但由于领导者主要从事领导管理工作，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比较容易忽视群众的切身要求和各种具体情况。而群众则往往较多地从局部的、当时当地的情况去看问题，比较注重眼前的和个人的利益。领导与群众这一矛盾处理得好，从整个社会来讲就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

　　①刘少奇：《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得到发挥，社会发展就迅速。从某一单位的生产、工作来讲，亦是这样。有人担心，把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不是会导致群众把矛头引向领导？我认为用不着担心。首先这一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那就能自觉的认识这一矛盾，正确处理矛盾，使领导者注意警惕自己的领导正确与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对不对头？有没有脱离群众，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如何？这样，工作中就能立于主动。承认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毛泽东曾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多次讲：“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不承认这一矛盾，就陷入盲目性，就潜伏着引发更大的更尖锐的矛盾。这种教训国际国内都有。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及党中央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等问题甚为警惕。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反对官僚主义被列为第一项内容。为了防止脱离群众，形成贵族阶层，毛泽东在1957～1958年，大力提倡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劳动，打掉官气，要求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到下面去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军队干部要下连队当兵，接触战士。1963年，毛泽东又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眼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了防止出少数人的“高薪阶层”，毛泽东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和国家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为了防止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毛泽东十分注重广大群众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五人访问延安。黄炎培对毛泽东说：在历史上，真所谓“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①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以后，毛泽东一直在注意这一问题。“三反”“五反”、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讲，都是为了跳出这周期率。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张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揭发党和政府的黑暗面是错误的，应予以否定。但其中发动群众对广大干部、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实行民主监督这一精神还是合理的，不应否定。官僚主义者，以权谋私者，蜕化变质者，最害怕的是人民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进行群众监督不可取。用怎样的方式来实行广大群众对干部的民主监督呢？这需要加以总结、研究。

　　为了防止出贵族阶层，毛泽东很注意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早在1952年，他就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①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

　　①黄炎培：《延安归来记》，国讯书店1945年7月版，引自《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16页。①毛泽东：《致周恩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37页。

　　书谈话时（1959年12月～1960年2月）他又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1964年，他在同王海蓉谈话时又讲了相类似的话。1967年毛泽东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了《战国策》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告诉干部不要溺爱自己的子女。他说：《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毛泽东建议大家读《触詟说赵太后》这篇文章。

　　可以说，警惕党内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是毛泽东晚年经常思索的问题之一。但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过分夸大了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他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1964年12月，他认为，党内已形成了一个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而又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这样，一个十分深刻的思想因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而变成了谬误。同时，毛泽东主要是想通过阶级斗争来防止出“贵族阶层”，而忽视了从制度上加以研究解决。

　　总起来说，1956～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暴露还不充分，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还缺少成功经验，因此，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论述还是初步的，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补充、修正、完善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未能沿着正确的方面继续发展，而是将本来是正确的理论作了过分的夸大从而陷入了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