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指导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的形成和提出有一个过程。“百花齐放”是在戏曲问题的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戏剧丰富多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①反对封建旧文化时将中国戏也列在反对之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方针。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平剧（当时北京称北平，京剧也就称为平剧）研究院成立作了“推陈出新”的题词，更具体地指出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剧的态度。但全国解放后，争论又起。有人主张全部继承，不愿批判继承和改革；有人则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应全盘否定。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百花齐放”。周扬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建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大字。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双百”方针时回忆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后来存人要我写字，我就写了“百花齐①放，推陈出新”。这一题词实际成了建国初期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这里的“百花齐放”还只涉及到各种戏曲形式的同时并存、互相争妍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文艺界、科学界及整个学术界的问题。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他说：要百家争鸣。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在1953年或1952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出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又指示：“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②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如何编写中共党史，这不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苏联，斯大林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该书成了斯大林时代联共（布）党史的定本。毛泽东虽然曾对联共（布）党史作过很高的评价，但他不赞成斯大林搞定本的做法。1955年9月或10月间，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他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表示不赞成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这个意见出乎人的意料，

　　①见陈独秀的《答张豂子（新文学及中国旧戏）》（1918年6月15日）和《（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1919年1月15日）。①引自龚育之、刘武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②转引自《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以致于黎澍在听陆定一传达时怀疑自己听错了，反问陆说：“党史也百家争①鸣吗？”陆肯定回答：“是的。”

　　毛泽东反对用行政手段去处理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反对以个人是非为是非。1955年底，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对我陪同人员说，他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论。当时，有的单位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提出是否应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此事。195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②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古代有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但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渐渐形成了以马、恩、列、斯及毛的言论为是非之标准的教条主义学风。有关单位向上请示是否就苏联学者的意见向尤金谈这一事，就反映了教条主义学风的严重存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也鉴于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在苏联曾发生过利用行政手段干涉学术争论从而严重阻碍科学发展的事。其中最典型的是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压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当时的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把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当作“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反动的伪科学”加以粗暴批判。在大学中，只准讲米丘林学派，不准讲摩尔根学派。全国解放后，我国生物学界曾盲目学习苏联，称：米丘林、李森科学派是社会主义的，摩尔根——孟德尔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在生物学中大批摩尔根学派，严重阻碍了我国遗传学的研究与发展。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报刊揭露和批评李森科压制学术争论的学阀作风。毛泽东注意到苏联的这一教训。1956年4月，他看到一份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哈格尔3月3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谈了在学习苏联科学上的教条主义的错误。4月18日，毛泽东给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批写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在以后，毛泽东曾在一些讲话中将李森科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争论作为一个反面例子告诫大家。有个单位的同志向中宣部请示，要中宣部对某个学术问题先作一个结论再去进行学术批评。为此，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他说：让马克思来当中宣部长，让恩格斯当中宣部副部长，再加一个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①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在会上还没有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陆定一在会上发言中已说到：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的问题、技术性质的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在建国初期，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提出以苏 联的巴甫洛夫学说改造中国的医学，错误地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同年2月，中共中央在颐年堂开会，陆定一在会上向中央报告了有关遗传学、医学和史学研究工作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意见。陆认为：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指示说：“在讨论学术性问题的时候，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自由辩论，反对强词夺理、少数人（不论是党员或者非党员）的垄断和滥用行政方法去解决问题。”指示还没有使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①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②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等》，《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0页。①见于光远的《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会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又谈了对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争论，再一次讲不能同意“巴甫洛夫医是社会主义的，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这样的说法，不能同意“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说法。在讨论时，有人讲到毛泽东的“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的第五点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家争鸣，就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他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述“双百”方针。他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和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以戏曲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效果和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百家争鸣”来说明这一政策的正确和必要。他解释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指出：我们所主张的自由是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同，是人民内部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他提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有自由的。这是因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只有经过公开辩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进一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他还分析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条件：社会主义改造已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国内虽然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他说：党中央现在着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要我们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陆定一在讲话中总结我们党在领导科学和文化工作方面的经验，谈了正确对待批评和反批评，正确对待古代和外国文化。他希望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马克思列①宁主义指导的重要性。陆定一的报告将“双百”方针公诸于全社会。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得到了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科学文化部门的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春天景象。

　　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受到来自右的和“左”的两方面的干扰。有人从右的方面来理解“双百”方针。这种人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行政干涉时走向另一极端：不加分析地否认过去的成绩，怀疑以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家之言，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当自由发表各家学说。毛泽东认为，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刊于《文艺报》1956年第23期，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是这方面的典型。

　　钟的文章认为，从1956年11月上海《文汇报》讨论中国电影开始，电影界打破了沉寂，电影的锣鼓敲响了。文章从电影上座率低、大部分收不回成本入手，揭露电影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文章指出：绝对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文章认为，建国以后对过去的中国电影传统加以全面否定，对者演员重视不够。文章指出：电影领导工作必须注意符合电影的创作和生产的规律，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要改善电影演员工作的条件，培养、锻炼电影演员。这篇文章固然有片面性，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取得的成绩没有充分肯定。但它指出的缺点则是存在的，作者的态度也是善意的。毛泽东将钟惦棐的文章列为右的典型是错误的。不过，这并不能否认当时确有右的错误倾向的存在。

　　有的则站在“左”的立场看待“双百”方针，对它持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毛泽东认为，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刊于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是这方面的典型。该文认为，在过去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 人提倡了；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中，一些人反对文艺应为政治服务、文艺应有高度的思想性、文艺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的文章多起来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后，有许多人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这篇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文艺界状况的分析和估计是片面的。文章中所说的现象和问题确实或多或少存在，但并不是文艺界的主流，更不能将这些归之于实行“双百”方针的结果。毛泽东认为：这几个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他们是以卫道的君子的面目出现的，但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目的。毛泽东指出：他们实际上是怀疑“双百”方针的。

　　①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人民日报》在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对该文是否正确一直没有表态。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样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代表了中央的精神，而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与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当时苏联赫鲁晓夫不赞成“双百”方针，以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真理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却登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台湾的报纸则登了钟惦棐的文章。对此，毛风趣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气味相投。教条主义就是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就是喜欢机会主义。

　　毛泽东在1957年多次提到上面两篇文章，批评“左”右两种倾向。他认为在这两种倾向中“左”是主要的。1957年2月27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中说：在我们的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不是我的话讲过头了？我说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者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正因为如此，在1956年底和1957年春，他在党内外的许多会议上阐述党的“双百”方针。首先，他指出，“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制度，但依然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而各种社会矛盾必然会在科学文化中得到反映，要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有人怀疑“双百”方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怕放出“毒草”，怕引起思想混乱。针对这种顾虑，毛泽东生动地说：中国六亿人口，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是个大王国。农民有五亿，手工业者一千多万，小商小贩、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大概有五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你要这些人都不发表意见，统统口上打个封条，只有吃饭时开一下，吃了饭就封起来，那怎么行呢？我说口有两个作用，一为吃饭，二为说话，把它堵住那是难办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是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说服力。他又说：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他指出：“双百”方针符合辩证法，符合真理发展规律。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①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据此，他反复说明：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它将引导人们的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他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统一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那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为了提高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他劝大家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需要读一读。他批评道：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第三，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毛泽东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他以科学史上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为例，说明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因此，他认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轻率地作结论。他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和另一种学派，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自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后，报刊上不断发表科学家、艺术家谈“双百”方针的文章。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遗传学家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对李文极为重视，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李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必由之路》，还代写了编者按语。按语道：“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

　　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想和措施都应当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泽东对“发展科学必由之路”的精辟概括，再一次指出“双百”方针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

　　第四，毛泽东将“双百”方针推广为进行一切工作的方法，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①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他尖锐地提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他认为，“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因此，他主张放的方针，认为当时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采取放的方针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文化发展。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表现了他博大的气魄和胸怀。我认为，实行放的方针，实质上是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是施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有人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这种意见是很错误的。若政治问题不可以自由讨论，那人民当家作主从何谈起。只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政治问题、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都应自由讨论。这种自由讨论，既可以批评，又可以反批评。那种以为对批评者进行反批评是收、是压制不同意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第五，毛泽东指出：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②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也有人担心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针对这些问题，他在党内外会议上多次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以不可以批评的问题。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三十个问题），供参加会议的同志参考。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作了若干批注。在有人认为“党校有特殊性，不能容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似乎不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注释②。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5～416页。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1页。

　　很对，何必怕争鸣？”在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不许怀疑吗？”在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在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这个问题旁边，他批道：“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在“如何克服马列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旁边，他写道：“就是允许批①评、争论”。他的批语虽然十分简洁，但鲜明地显示出他是以科学的态度而非宗教式的、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鼓励人们鸣放。一次，他在自己家里主持分组会议，冯友兰在会上讲了自己对继承问题的看法。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了。”②

　　毛泽东还正确指出：世界观问题，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也不能强迫人们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行不行？也是不行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靠耐心细致的、说理的方法去解决。他的这一见解应当为马克思主义者牢记。马克思主义要靠灌输，不进行宣传、教育、灌输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但这种宣传、教育、灌输应是循循善诱的，充分说理的，切不可用行政手段强迫人信马克思主义，切不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接受。若这样，也许一时似乎见效，但终久是不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讲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也可以利用它们。但“双百”方针决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而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毛泽东说：“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①的地位。”而且对毒草、对错误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他又指出，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段、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他根据我国的宪法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①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六条是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412页。②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0页。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页。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3页。

　　正确的政治标准，它们对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对吗？我以为是对的。至于如何掌握这六条标准，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另外，违背这六条标准的言论和行动是错误的，但并不就一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更不能等同于反革命言行。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就会犯扩大化的错误，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是敌我问题。

　　总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无论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看，还是从理论上讲，都是正确的，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是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有利于国家巩固发展的方针。

　　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经验教训

　　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使“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损害，在形式上，“双百”方针没有被废止，但实际并未认真执行。在1961～1962年的调整时期，曾一度纠正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使情况向好的方面变化，但很快又被“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所中断。“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更是“名存实亡”，林彪、江青一伙搞文化专制主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百”方针才得于贯彻。

　　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可是在他生前，这一方针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原因何在？教训是什么？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主观主义的估计，接连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结果把大量非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把学术性质的争论说成是政治问题，把属于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在1957年，把帮助共产党整风而“鸣”“放”出来的许多意见视为“右派”向党进攻，当然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言。看来，要贯彻好“双百”方针，首先要对阶级斗争形势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估计过头了，阶级斗争气氛搞得浓浓的，那就使人成“寒蝉”，很难“争鸣”，只能搞“大批判”。当然要是看不到阶级斗争，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就会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任错误思想自由泛滥，这同样不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

　　第二，对“双百”方针的阐述上存在某些不足。毛泽东讲百花齐放，但他又常常把放出的“百花”简单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至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香花与毒草是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属于政治问题，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还是敌我问题，对此，他没有展开论述。可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把香花与毒草当成政治问题。毛泽东承认，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他又讲，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1957年，有人认为“百家争鸣”很危险，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共产党包围了怎么办？他说，用不着害怕，因为在社会科学里，在世界观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什么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以分为两家争鸣。这表明，他是带着强烈的阶级观点看待百家争鸣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文化方面的学术争论，最后往往扣上“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或者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陆定一说：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的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而且会使‘政治帽子’流行起来。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学派、流派，乱贴政治标签，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区分何者为资产阶级的，①何者为无产阶级的，是不科学的，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制：毛泽东及整个理论界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上、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实行双百方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如何估计实行双百方针将会遇到的阻力，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阻力，以及如何为实行双百方针创条件等等”问题，没有能展开深入的研究与说明。②第三，习惯势力的作用。共产党是执政党，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领导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利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上的争论的习惯，并且还形成了“有权就有理”的坏俗见，结果许多争论最后是领导人说了算。由于这种情况，许多争论者也希望由领导人作出谁是谁非的判决。

　　第四，不能正确处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在这方面：一是要正确判断“左”右两种干扰那一种是主要的，是“左”的，还是右的，若搞错了，就不能实行好“双百”方针；二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防止忽“左”忽右，走极端；三是对错误倾向的批评也应是说理的，而不应是粗暴的、扣帽子的，应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切忌只讲一种意见。

　　在本节结束之前还应指出：虽然在1957年以后，“双百”方针未能很好贯彻执行，但毛泽东对一些非意识形态方面的纯学术问题仍然是采取不加干涉、自由讨论的态度。如关于逻辑方面的争论。他虽然日理万机，但很感兴趣，一直关注着争论情况。1956年，周谷城教授在《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提出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区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辩证法是高级逻辑，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的说法，由此引起了争论。争论中，周谷城是少数派，毛赞成周的观点。但他不公开加入这一争论。1958年周编了一本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论文集，写信请毛泽东作序。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①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又如，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兰亭序贴》自唐太宗李世民认定为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真迹以来，虽有人提出过异议，但似乎成了定论。郭沫若根据南京附近新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刊《文物》1965年第6期），论证《兰亭序》的文章不是王羲之的原作，并从字体上否定《兰亭序》系王羲之所书。郭文发表后，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

　　①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②于光远：《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①毛泽东：《致周谷城》，《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4页。

　　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不同意郭老的意见。高将自己的文章寄给报刊，但未能发表，后给了章士钊。章将高文转寄给毛泽东。毛在1965年7月18日复信章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②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郭沫若在文中提到康生、陈伯达，故毛在信中说及康、陈二人。并随即给郭老去信，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③后高文在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确实，只有通过争论，学术才能繁荣，科学才能发展。

　　②毛泽东：《致章士钊》，《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③毛泽东：《致郭沫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