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春，元配罗氏患病去世。以父命，毛泽东又停学回家为父亲的生意记帐。

　　1910年春的一天，毛泽东从一些在长沙卖油炸兰花豆的湘乡小贩口中听说了长沙饥民暴动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1909年洞庭湖区发大水，大批饥民拥入长沙，官绅地主乘机囤积谷米，粮价飞涨，有个工人购不起米，率全家投塘自尽这事引起极大震动。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按平价粜米，结果反遭抢击，当场打死14人，打伤的更多，饥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进行残酷镇压。结果饥民暴动惨遭失败。被捕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砍头示众。毛泽东听了非常愤慨，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实在令人痛心。后来，他曾经感叹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就在长沙饥民暴动后不久，韶山冲也出现了“吃大户”的行动，外号叫“花脸”的穷苦农民毛承文，带领百来号没有饭吃的农民，成群结队到地主富农家，打开粮仓，倒出谷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吃那家。这年端午节前后，正当贫苦农民缺吃少穿的时候，毛氏族长毛鸿宾却准备把族上一百多担用于平粜族中贫苦子孙的积谷私下高价卖给米商。这事恰好被毛承文知道了，他便带领几个穷苦兄弟冲进祠堂，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依仗权势，把毛承文五花大绑起来，准备以破坏族规罪名将其毒打一顿再沉潭。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闻讯非常气愤，立即赶到祠堂，质问族长为什么要打毛承文，并要毛承文将真实情况告诉乡亲们。大家从毛承文口中得知了事情原委后，无不义愤填膺。这时，毛泽东大义凛然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违犯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是私自出卖族上积谷的族长，大家说说，应该予以严惩的到底是谁呢？毛鸿宾见势不妙，气急败坏地走了。于是，毛承文得救了。在几个长辈的主持下，毛家祠堂当即开仓平粜。不久，族长毛鸿宾下了台。可是毛泽东却也因为这件事，被父亲狠狠骂了一顿，并且不准他再读书了。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在家乡的六年私塾生活，而反抗的种子也开始在他的心灵里发芽。

　　农历8月15日，贺子珍出生。

　　［1910年秋，毛泽东在几位老师和亲友的帮助，说服了父亲毛顺生，前往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

　　1910年秋，毛泽东自挑行李，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原诗中是“男儿立志”，“死不还”）他在东山学校的入学试题《言志》里，抒发了他的爱国豪情。该校校长李元圃对他的同事们说“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后来他又在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里倾泻了他救国救民的抱负。国文老师谭咏春曾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眉批：“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边阅卷，边拍案叫好。

　　［东台山东山学堂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它实行“新式教育”法，讲授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

　　《自传》：“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亲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学生。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

　　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同时，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

　　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1910年秋。满怀强烈求知欲的17岁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笔试揭晓，他的作文获得了第一名。但是，该校是远近闻名的学堂，学费和膳费均有相当津贴。而毛泽东不是湘乡人，又非富绅子弟，因而校方不同意录取他。主考老师之一、国文教员谭咏春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出于爱才之心，他先让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自己找校长李元甫和其它教员斡旋。终于取得了李校长和其他部分教员的支持，毛泽东就这样被录取了。毛泽东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开始了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习生涯。这年冬天，谭咏春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地理已到了中学程度，国文功夫有长足进步，其它课目也不错，便和先生们推荐毛泽东去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谭世瑛于1950年5月向毛泽东写信叙述旧情，毛泽东接信后，于同年8月31日复信给谭世瑛，毛泽东知道谭世瑛家经济拮据，便从北京寄去300元人民币以示周济，并邀谭世瑛去京一叙。]

　　［1910年秋的一天，17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随表兄文运昌一起离开了当时非常闭塞的韶山冲，来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考场肃穆。对着一篇《言志》的试题，考生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

　　毛泽东一看试题，脑际中便迅速闪出一个镜头：这次离开韶山前，他特意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的一首诗赠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他直抒胸臆，将个人志向与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一篇文章一气呵成。

　　“好文章！”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地把桂冠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到这消息，感到很高兴。

　　可是，有人出来反对了：“毛泽东不能到东山来读书。”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不同意录取他。

　　这下，毛泽东真是着急了，韶山冲极为闭塞，自己以前一直在韶山读私塾，很难学到什么新知识。父亲又是个精明的人，只想让他成为当地的财主，已让他停了2年学，这次好不容易才说服了父亲，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的主考教师之一。他一见此状，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先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找到了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

　　谭咏春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人才，夸他具有“建国之大用”，一方面据理反驳：“中国学生可去外国留学，湘潭人何解不能到湘乡读书呢？”一位姓张的经学教员（也是校董事会的董事）仍固执己见，谭咏春不禁愤然起身：“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如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李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道：“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这样，在校长及部分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决定录取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愉快地开始了他在东山高小的学习，他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

　　少年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习时，很喜欢康有为，梁启超著的书，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当时一些保守的教员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要学生看，对仿照“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任意贬斥。

　　有一次，毛泽东写了一篇《宋襄公论》的作文，因是用“康梁体”作的，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谭咏春看了后却拍案叫绝：“毛润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解，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个105分，挥毫圈点后，还在文章后面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事毕，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在讲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高小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这个学堂有了不少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这些古文教员中就有谭咏春先生。表现了对谭先生的怀念之情。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了。谭咏春看到这位学生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年龄也不小了，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便和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了一个办法。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把毛泽东喊到自己的房屋，对他说：“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课目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

　　毛泽东说出了没有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咏春立即接过话头：“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

　　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东山高小，进了长沙城。离别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至涟河渡口方止步，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别离了东山学堂的师友们……。

　　解放前，谭咏春之子谭世瑛在国民党政府当过科员，他的两个儿子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排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他本人也被判处管制一年。

　　全国解放后，谭咏春以同学身份致信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根据谭世瑛的来信内容，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信。信中说：“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其它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6月8日，毛泽东给谭世瑛回信。信云：

　　世瑛兄：

　　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1955年6月8日］

　　［在东山小学读书，毛泽东感觉自己受到歧视。毛泽东说话的口音又带有浓重的乡土气，再加上他衣着朴素，只穿了套自以为像样的短衫长裤，在同学中年龄又偏大，便不断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和歧视，这给他的心里上蒙添了很重的阴影。

　　毛泽东感到自己被人讨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原籍并非湘乡人。入学的学生是否是湘乡人，学校是不限制的，所以毛泽东去改写了注册登记，写明了自己的籍贯是湘潭，这使他在学生们中间却更加受到歧视。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的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争斗不休，彼此间势不两立；毛泽东在这种态势中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学生都疏远他、看不起他，使他在精神上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这些诸多的原因，那些富家子弟经常欺辱毛泽东，对他蛮横无礼，有人还当众嘲笑他，讥讽他说：“挑粪桶去吧！还穿鞋呢，脚上有牛屎哩！”

　　同学们的态度，对刚刚步入社会的毛泽东是一次沉重的伤害。由此，无论后来喜欢什么，都难以弥补他内心世界的这层情结。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讲：“我连自己的老子都敢反，何况你们这群娃娃！全中国我都敢反，何况你们这群碌碌小人！”］

　　抄录明人《咏蛙》诗一首：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批读《曾文正公全集》。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系统地阅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新民丛报》是1902年至1907年的刊物，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这些已经是过时的思想主张。但是对从韶山山沟里刚刚走出来的毛泽东来说，还是新鲜的东西。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他还从同学萧三手里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他给萧三还书时，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你的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书一看，整个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的传记。他向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踏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给自己取别号“子任”，决心以拯救天下人民为己任，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

　　《自传》：

　　“那年发生一个大饥慌，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人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

　　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

　　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

　　［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影响最深的，还是发生在1910年的长沙饥民暴动。这年，毛泽东已17岁。由于先年洞庭湖区洪水成灾，长沙、衡阳、宝庆一带复因旱欠收，官绅地主、投机米商乘机囤积，外国洋行和巡抚岑春萱又勾结套购，以致市场上粮食短缺，价格陟涨，一日数价。4月11日，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夫妻，因家贫、米价上涨，无法购米，悲愤至极，先后携子女投水自尽，惨讯传遍全城，群情愤激。第二天，又发生了碓坊主挑剔大钱，抬高米价的事件。愤怒的饥民忍无可忍，群起斗争，捣毁了碓坊，包围了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平粜。巡抚岑春萱非独不准，且下令枪击请愿群众。13日，又逮捕带头闹事的木工刘永福，从而激起饥民更大骚动。万余人于“一夜之中，将城厢碓房所堆大米抢劫一空；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颈。第二天，全城罢市，饥民们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和一些外国领事馆、洋行、教堂。清政府大为恐慌，从湖北调来步兵两标进行镇压，并请美、英、日、法、德五国远道从厦门、上海、汉口等地调集十余艘兵舰往长沙进发。几天之内，暴动者的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示众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的旗杆上。

　　长沙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这个僻静的山村。当时，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听了很愤激，围绕这件事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饥民，也同自己的家里人一样是无辜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这使他痛感人间的不平。几十年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何按：此事诸书记载不一，或说为本年春，或说为本年秋。实当为1909年秋及1910年春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