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旦至1月3日，蜜月中的毛泽东偕同杨开慧回到长沙，组织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确定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方针。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敏回忆录：

　　“1921年，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爸爸任书记，在短短的半年间，就发展了39名团员。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在爸爸的带领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重视起来了，同时，爸爸把这种宣传扩展到了工人中去，过去办的学校，经爸爸的操持，又恢复起来了，爸爸亲自给工人上课，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爸爸还特意在师范附小小学部设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要内容。

　　就这样，长沙的失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了。1921年5月，为庆祝国际劳动节举办了游行大会。爸爸曾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引导。”

　　1921年6月，爸爸接到上海的通知，他会同何叔衡，赴上海参加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主持了会议，爸爸任记录。在这个会上，爸爸只作过一次发言。”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1.1—1.2）。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正月初七，回韶山，变卖老屋、田产。带毛泽民夫妇及毛泽建到长沙。

　　1月2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致蔡和森（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

　　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1月28日，毛泽东致信文化书社与俄罗斯研究会的朋友彭璜，谈了他对世事的诸多见解。

　　毛泽东在称赞朋友“高志有勇，体力坚强”的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存在其身上的10条缺点。

　　在谈及“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的同时，进而强调了“天下惟至柔者至刚”，“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的处世原则。

　　毛泽东申明“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4月25日，在长沙报纸撰文批评《省宪法草案》。

　　1921年4月，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征求民意。毛泽东撰写《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尤其是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没有写进去。“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他指出，省宪法必须明确下列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应法律定之；二、省政府对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1922年元旦，赵恒惕正式颁布《湖南省宪法》。毛泽东又写了《最宜注意的问题》，批评道：“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他提醒人们，“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他号召劳工自己起来求解放。

　　6月29日，同何叔衡乘船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之建党前，就中共与第三国际之关系，陈独秀（拟议中的中共总书记）与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激烈争论。

　　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马林的意见，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从属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陈独秀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以党务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月薪300元，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遂失去了固定经济收入的来源。但他仍拒绝接受外援。陈独秀一生风格都是如此。］

　　［据包惠僧回忆录，经此次争论后，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有必要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仅收到国际援助大洋16，655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当时主要都到了国民党方面。

　　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都努力致力于让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

　　首先是陈独秀。第二是李立三。第三是毛泽东。

　　1930年蒋冯阎大战，李立三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正在崩溃，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于是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与中国苏维埃政权相联合。国际认为此议是臆语，于是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于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博古赶下台。

　　最终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3人。他们是：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东京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场布置简单，但气氛庄重。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在广州公务与国民党筹备合作不能抽身，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才另定了主持人选。因会议主持者必须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际。且与马林关系不够融洽，大会代表遂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

　　首先确定了会议议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的报告，起草并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几天会议，代表们发言热烈。毛泽东除担任了会议记录外，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和其他各地小组相比，长沙的组织是比较规范统一而整齐的，并且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因此，毛泽东的发言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大”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经过代表们几天的讨论，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国共产党党纲，二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代表大会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同党纲确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阶级，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

　　从此，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开始走上崭新的政治历程。

　　7月30日，贝勒路树德里（望志路）附近出现了异常的情况，租界巡捕增岗增加，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

　　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迅速警惕而机智地离开了李达（书城）夫妇的寓所。

　　8月2日，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中共“一大”代表会议继续进行。

　　即日，“一大”会议在南湖的游船上宣告闭幕。

　　南湖会议期间，毛泽东遇到了好友萧瑜（子升）。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用长沙话对萧子升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

　　毛对萧作了深谋远虑的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认为。］

　　会后，毛泽东回湖南，任中共湘区党委书记，负责创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和创办“自修大学”，训练革命青年，并集中力量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