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上半年，和蔡和森、陈昌等一师同学组织课外哲学研究小组。

　　1月18日，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软硬兼施，迫袁接受，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在48小时内答复。

　　［消息传到长沙，民众激愤，反袁斗争和反侵略的呼声席卷了大街小巷，一师和各学校的师生们更是义愤填膺，齐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和袁世凯可耻的卖国嘴脸。

　　为同学集资刊印的《明耻篇》写跋及题词。

　　愤慨中，毛泽东挥毫在《明耻篇》中批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接到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向日本递交了文本，除第5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要求。

　　当袁政府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之后，美国政府立即声明：凡日本取得的在华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也要享有其权益。］

　　4—8月，毛泽东多次到李氏芋园与杨昌济、黎锦熙诸先生交谈、讨教。成为忘年交。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谭改造社会事”；“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一方也”；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续《缮性》一篇，以试其思考力学识程度”；“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等等。

　　毛泽东自述：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1/3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6月25日，致湘生信，谈治学方法。

　　致湘生信（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前，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诗词创作，保留下来的只有三首：《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祭母文》。

　　《挽易昌陶》写于1915年。这是毛泽东给同学湘生（注：生平不详）写信，探讨读书方法、交换诗文时，抄送他“乞为斧正”的一首诗。从信中看，易昌陶“工书善文”，是与毛泽东交往甚密的同学。全诗200多字，五言：“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吧有余哀。衡阳雁声稳，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列嶂青且*，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7月下旬，毛泽东为探讨如何治学，给萧子升写信：“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南美之巴拉圭去世。］

　　8月29日，同王季范、萧子升到芋园为教师黎锦熙赴京送行，论学颇久。

　　下半年，任学友会文牍书记（连任四届）。

　　9月6日，致萧子升信，谈及读严复译斯宾塞《群学肆言》（社会学导论）读后感。

　　9月15日（八月七日）陈独秀主编之《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

　　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而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

　　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

　　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

　　秋，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以艰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条件，结交青年朋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

　　应征者有罗章龙、李立三等五、六人。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他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开始接受陈独秀等人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

　　在本年之日记中，毛泽东写道：

　　“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自题：“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云：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代，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以中实大悲伤。

　　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可望兄归一商筹之。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杨昌济自己掏钱买了一些《新青年》刊物，分赠给毛泽东等得意学生。《新青年》中陈独秀、李大钊撰写的那些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把毛泽东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杨先生除了自己为《新青年》撰文、译文外，还向该刊推荐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

　　12月11日（十一月五日）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总代表，全体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为皇帝。该院即以总代表名义向袁上劝进书。袁世凯咨复参政院送还推戴书。参政院再上推戴书，乞速正位登极。

　　12月12日（十一月六日）袁世凯咨复参政院并发布申令，承认帝位。

　　12月13日（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北京居仁堂受百官朝贺。申令改变国体，“出于民意”，如有“好乱”之徒，造谣煽惑，当执法严惩。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日）云南护国军成立，公推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总司令，计划第一军进向四川，第二军进向广西，第三军经贵州进向两湖，唐继尧暂留守昆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各方，声讨袁世凯，敦促举义，戮力同心，铲除帝制。

　　12月31日（十一月二十五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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