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前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①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目前正经历着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这次飞跃，就其历史的现实性来说，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是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前后。放开历史视觉，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际上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本文试根据党的文献对此进行初步研讨。

　　①此文系参加全国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一、探索任务的提出和思想解放的潮流

　　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突发，使原来估计为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在1956年超前实玖了。在当时看来，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从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说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就发展生产力来看，还没有完成过渡时期规定的工业化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除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外，主要是通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取得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先于我国成立的其他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上是采用苏联模式。这样，苏联模式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经验对于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虽然产生过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消极作用。尽管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中央领导人对于苏联经验已有一些辩证的思考，但是在实际工作部门的不少单位及其领导人那里，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号召的影响下，实际上存在着那个时期的“两个凡是”——凡斯大林讲过的都不能违背，凡苏联的经验都不能更改。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

　　①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心情不舒畅”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只有到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才从思想上获得了解放。苏共二十大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苏共二十大第一次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使人们对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在党的八大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见外国党代表团时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时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

　　通过时斯大林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人当时主要对这样几个问题获得了“解放”。

　　（一）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批评了否认矛盾的观点：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

　　①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

　　①毛泽东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①毛泽东1956年6月28日在罗马尼亚大使递交国书时的谈话。

　　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

　　②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指导，党中央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接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分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从而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要不要加以区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在理论上否认矛盾，在实践中混淆矛盾。毛泽东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

　　①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鉴于斯大林的严重错误，鉴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和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中央领导人从1956年春天开始就自觉地把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重大政治课题加以思考。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初步地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区分。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国家允不允许不同学术观点自由讨论？斯大林在世时，苏联是不允许学术观点自由讨论的。在遗传学的问题上，他们支持李森科学派，反对摩尔根学派，由斯大林直接干预，由苏共中央出面作讨论结论，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行政措施。苏联这种作法对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发生了某些影响。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的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在这之前，他还表示过，即使对他写的著作，对任何领导人的学术思想有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些看法充分表达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苏联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宣布“双百”方针为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

　　（四）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党中央领导人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议论。

　　②毛泽东1956年9月27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①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在党的八大以后，除毛泽东在1956年12月7日讲了关于允许雇工、开办私营大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话之后，在同年12月29日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如果资本家要盖工厂，是否可以批准它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1957年3月21日，刘少奇在湖南视察时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有一种迷信思想，“我是社会主义，就比私人资本主义先进”，这种迷信思想要不得，一定要去掉。只要我们去掉这种迷信思想，我们有人有钱，社会主义名声又好，有这样优越条件，只要再加上学习私人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跟着他们搞，就一定会赢它。否则，就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议论，虽然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挥的，但是，他们所触及的却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由于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社会现象直到今天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他们的议论还是那样振聋发聩。在30多年前，他们能这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上义的关系，不能不说是思想上的很大解放。

　　（五）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不要加以分析？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认识苏联的经验。1956年春天，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多次指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作分析，要打破迷信。他说：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还指出：不管谁放的屁，也要分析一下是香是臭，决不能随风倒。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都经历了从照搬苏联经验到独立思考的过程。革命时期，这个觉悟过程花的时间较长。建设时期，虽然觉悟得较旱，但是真正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花的时间也不算短。那个时期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仅仅是探索自己道路的开始。

　　上述思想的“解放”，归结起来，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一次再认识。这次再认识使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有了不少新的理解，获得了不少新的观念，对探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起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

　　二、1956年前后探索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贡献

　　1956年前后，我们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

　　①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路线，但是1956年的探索在许多方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许多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

　　（一）关于对国情的认识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超前完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问题和工业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找了华北九省的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了解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为准备八大政治报告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这些汇报会。

　　中央领导入初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从1956年1月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始讲的“一穷二白”的形象说法。不仅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一穷二白”的概括，从主导方面看，旨在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强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多做贡献的赶超意识。（当然，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它的主旨精神有了某些改变。）

　　党的八大总结建国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量，但实际上是对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说“一穷二白”是对国情的历史基础的表层概括；那么对主要矛盾的论断，则是对国情的现实关系的动态分析。它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为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1956年前后，党中央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五年计划至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二）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针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上，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开始系统化为规范理论。

　　工农业关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来认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发展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就是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认为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在建国初期对工农业关系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对工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个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过去斯大林有一个论点，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在“一五”期间强调了内地工业、国防工业的比重，影响了工业布局和资金投向。朝鲜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们党逐步感到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共二十大也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打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①。与此相联系，还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既然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国防工业步子可以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非要下这个决心不可。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如果算错误，大家一道犯，到

　　②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表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预见。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

　　①靠的”，并说这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

　　①毛泽东1956年4月18日、3月1日至5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7页。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27页。

　　统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

　　②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

　　（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等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论十大关系》已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到8月召开全国体制会议。拟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在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的讲话都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和主要内容。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中央指定陈云主持财经五人小组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讨论和修改，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

　　在这次体制改革中，党中央着重探讨了这样几个问题：

　　中央向地方分权。这是建国后党中央思考较多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个问题后，周恩来对此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发挥。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体制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最集权就等于无权，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就是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从计划、财政、企业、事业、基本建设直到编制等问题都要扩大地方权力。

　　扩大企业自主权。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让企业有一定的“独立性”，3天之后，即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中又提出，要使企业有“自治权”，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接着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工厂应该有自主权”。给生产者个人以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种自主权，这对整个国家工业化好不好？应该是更好一些。

　　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之后，陈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索和研究。他深刻地分析了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提出了在工商企业的购销关系、生产经营形式、市场管理、物价政策等方面搞活经济的若干措施。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儿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9页。

　　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个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生产和流通体制的改革指明了出路。

　　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在1956年12月，毛泽东讲到允许开设地下工厂，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之后，刘少奇在1957年春天南下视察期间，发挥毛泽东的思想，多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问题，这也是对陈云讲的“三个补充”的发展。1957年4月27日，他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计划性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而计划又不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只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同年5月7日，他在北京对中央党校负责同志谈话说：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只有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又说，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要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在这里，刘少奇已经模糊地触及到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但是，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使他中断了这个思想。

　　（四）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思索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扩大民主的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开展经济建设来说，工业化需要民主化，只有不断扩大民主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党中央把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在八大会议上，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成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对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的思考的最大成果，就是提出了关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可以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党中央提出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建设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1956年4月听取汇报时说，少奇同志讲过，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周恩来时这个方针的民主性质讲得更多。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个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

　　①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他说，在我们国家，民主党派联系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能听到共产党听不到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利。党中央在1956年提

　　①周恩来1956年5月3日传达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指示精神的报告。

　　出的这个方针，为在我们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也考虑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他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不能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但是可以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制度、检查制度，公开发表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增加人民代表大会透明度。他特别强调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

　　②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刘少奇对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很重视。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十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举例说，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也算劳苦功高吧！但是他做了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

　　③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吧。毛泽东在1956年主动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有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考虑。在八大期间。他对外国代表团就说过：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则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④等同志。1957年4月30日，他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同家主席。他在以集中精力研究问题为由作了解释之后，还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毛泽东甚至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也赞同这个意见。八大党章中规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就是为毛泽东安排的。这说明在斯大林问题揭露之后，党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所进行的反思是深层次的，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问题已在考虑之列。

　　（五）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

　　建国以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思想文化批判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种压抑感、异己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愈益需要知识分子发挥作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进思想文化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1956年是思想文化战线较为宽松的一年，也是党的思想文化工作较为民主的一年。思想文化建设的民主化，是当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56年的思想文化建设中，有这样几个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根据会议精神，党中央力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700多名留学生回国作了大量工作。

　　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鉴于我国科学技术的极端落后状况和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强调科学在发展经济、文化、国防各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希望尽可能迅速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以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③刘少奇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④毛泽东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的谈话。

　　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即集中600多位科学家编制了全国科学发展的12年远景规划，以突破高、精、尖、新技术为战略目标，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出“双百”方针。除毛泽东、陆定一在理论上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外，党中央还采取了或者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来认真贯彻这个方针。例如，1956年8月，由中宣部会同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在青岛组织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就遗传学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摸索经验。1956年10月15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之一，讨论并批准了中宣部《关于高等学校试开现时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唯心主义派别学说介绍和批判的课程讲座的请示报告》，随后许多高校设立选修课，“开放唯心主义”。

　　提倡中西文化结合，主张对外开放。在1956年8月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党对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周恩来也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建国以来，我国虽然不断扩大了对外交往。

　　但是开放的还很不够。1955年接待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4000多外宾，比起我们的祖先来差得很。他说，在1300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昌堵区长安

　　①（就是现在的西安）就住有十几万外国的居民。还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

　　②高，近300年来，西方文化高，我们要承认，要向西方学习。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谈话中，反复强调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他举中国历史为例说：汉朝是这么做的，唐朝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唐朝有一种乐，他们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其中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后来搞久

　　③了，就变成中国的了。他还主张对外开放应该是多渠道的，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

　　①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他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块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

　　②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这些言论虽然都是些即兴讲话，但是可以看出，在文化的对外关系上，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以全方位的姿态展现出来的。以上论列的只是一些方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焕发出的思想火花是绚丽多彩的，有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这次探索本来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关闭了准备起飞的发动机，从而使这次探索成为一现昙花，转瞬即逝。

　　①周恩来1956年6月28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1956年5月30日接见巴基斯坦、印

　　度尼西亚伊斯兰代表团时的谈话。②周恩来1956年3月22日接见聂思仁等人时的谈话。③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①毛泽东1956年2月25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②毛泽东1956年9月27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三、1956年前后探索的局限性及真历史教训

　　1956年前后的探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探索毕竟相距了20多年。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此，现在的探索与那时的探索，既存在延续性，又具有阶段性。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割断历史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是，简单等同，否认两者的区别，认为现在的探索早已有之，这也是没有辩证观点的非科学态度。

　　1956年前后的探索有这样几点主要的局限性：

　　（一）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方位缺乏认识。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20年即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据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似乎不具有阶段性，也不存在长期性。我们党在1956年的探索虽然在某些方面力图突破苏联模式，但从未想到更新这个观念，当时设想的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即是根据苏联提出的以工业产值达到国民经济比重的70％为标准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工业产值达到70％并非是一个科学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是否建成是一个综合指标，而非单项指标。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日益丰富。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的认识带有几分天真的稚气，也有几分盲目性。

　　（二）1956年前后的探索在总体上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有些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出于完善这种模式。这是那时的改革探索同现在的改革探索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那时改革探索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例如那时进行的以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主要是各级行政管理经济权限的划分，没有把搞活企业放在首要地位，也没有着重转向用经济的办法来调节和管理经济。那时确认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模式，虽然也引进了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但其主旨是在健全、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改变其僵硬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从根本上要改变产品经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的改革探索与30多年前的改革探索相比较，不是过去的思想的简单继承，主要是根据当代历史发展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使其发生了某些性质上的变化，因此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曾经被视为思想解放成果的、对传统模式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在今天可能换位而变成改革的对象。但是，对它的否定，丝毫不否认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三）就1956年前后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本身来看，也还存在一些缺陷，有的不准确、不完备、不彻底，有的在认识上发生动摇，有的内涵是随政治斗争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八大决议把主要矛盾的实质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似乎我们国家的问题只存在于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无须改革和完善，不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变化就是从对这个表述的不满发展起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在八大报告中不仅没有重申“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而且强调执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仍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这又说明认识在向后退。”双百”方针后来注入了多种含义或加以多种解释，使其完全演变成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工具，改变了提出时的初衷。

　　这些局限性的存在，表明当时的探索在理论上还有其不成熟性和不明确性的一面。

　　1956年的探索没有得以坚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宏观上看，能否说下面这佯几方面的因素发生了直接影响。

　　第一，阶级斗争惯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在1956年进入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以后的基本形势。对于这个形势，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开始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一些地方发生罢工、罢课等闹事之后，特别是在大鸣大放以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就逐渐地改变了认识。对于大鸣大放所引起的政治波澜，用毛泽东的话说，完全出乎意料。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也在着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但是直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错，阶级斗争因素的混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迷误。由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政治感觉的惯性作用，夸大了整风民主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夸大了阶级斗争成份中的敌我矛盾比重，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对待作为主流的民主运动，这样，1956年的探索不能不被中断。

　　第二，批判“反冒进”，指导思想逐渐堕入“空想论”。在1956年，党的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如速度问题，虽存在分歧，但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同时为了准备召开八大，被掩盖了。毛泽东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意，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持修改和审定了八大的各主要报告，从而八大得以顺利召开，1956年能有较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在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右派分子攻击1956年全面冒进问题为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发难，把反冒进视为两种建设方针的斗争，大反“反冒进”，从而改变了八大规定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陶醉，骄傲情绪、主观主义急剧发展，指导思想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强调党的工作重点应转入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在1958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时堕入空想论。

　　“左”倾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越来越热昏的头脑，使党的领寻人不仅对国内政治形势失去了正确的估量，而且对改变国家经济落后面貌的许多认识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水准，幻想一天等于二十年。这里是双重的“空想论”，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无论对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对年度计划，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生产翻番指标；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强制实行小社变大社、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两方面的“空想论”的产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以后数年，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元气而努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某些探索，但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总的指导思想却在沿着“左”的方向发展，而没有继续1956年的路线。

　　第三，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意味着过渡时期结束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由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始，再加上对由于“大跃进”运动失败和三年困难而加深的党内意见分歧的错误认识，还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沦战的错误估挝等囚素的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大过渡”理论，即错误的社会七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过渡时期不仅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的历史时期（大约二三百年内）都属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需要。这个理论完全改变了1956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1956年的探索也就自然终止了。那时，在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也自认为搞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探索。但是，那是与1956年的探索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对于1956年的探索没能坚持的原因，目前理论界也在思考。以上分析只是初步的看法，需要继续研究。现代中国的探索之路是相当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心态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有某种隔膜，影响着去对世界先进文明进行探索。如上所述，中国虽然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民主意识还异常薄弱，既有不懂得怎样运用民主权利的，也有视民主为怪物的；改变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就其激励奋发日强来说是积极的、可贵的，但它也容易导致产生急躁冒进情绪；背着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包袱形成的民族自大意识，容易产生狭隘的虚骄心理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盲目性。这些都是探索中国之路的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的中同现代史的新篇章，不仅使党和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使中华民族的某些消极心态有了改变，现在，党清醒了，人民清醒了，民族清醒了，改革的探索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相信，新的探索决不会重蹈1956年前后探索的覆辙：它将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美好明天。

　　（写于1988年夏，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定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原文载于《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