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马克思在1842年6月写的一篇时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①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抒发这一见解时，还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他何曾想到一个世纪以来，这一见解成为了哲学家们反复引述的至理名言。事实上，每位伟大的哲学家、著作家在他们成为伟大的思想家、著作家之前，他们讲的话、写的书往往不引世注目，甚至也未被自我充分认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驶，随着社会实践的检验，当初不起眼的言论或著作却成为了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时，何曾想到要荟萃时代精神的精华？列宁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后人整理成《哲学笔记》的那些书札，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时，何曾想到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地，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包括②《实践论》、《矛盾论》时，自认为他的这个讲义是不好的，“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但是，曾几何时，《实践论》、《矛盾论》两个篇章，在延安，在中国，在世界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克思在讲了上面的后之后接着说，一个时代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①并相互作用”。《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正是这样，无论就其内容和表现来说，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②《实践论》是《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是该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一、中国现代社会革市经验的哲学概括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过异常卓越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这个世界级的文明大国落后了。自1848年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的入侵瓜分下，中国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国家、启蒙民众、振兴华夏，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求索富国强兵之道，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但却一个一个地失败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开始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国家的命运，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主要是根据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革命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虽然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给落后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指明了远大的方向，但是它毕竟没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极其微弱的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斗争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述。就中国而言，又不是一般的落后国家，而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自然地理幅员广大、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民人口众多、农村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落后国家。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相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交织，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革命的力量没有取得民主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的任何可能。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极其特殊，革命过程极其复杂的国家里如何进行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这是世界现代革命运动史上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也是20世纪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列宁对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谈到这个情况时曾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的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由你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①任务”。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成立的年轻的党。它成立之后不久即投入了蓬勃发展的有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它处在幼稚时期，既无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又缺乏实践斗争经验，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缺乏正确认识，而且对于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扑朔迷离的变化态势缺乏正确的策略和应变能力。因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尽管在一个时期或局部范围内取得过若干胜利，但在全局上却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把革命力量引向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省际交界地区，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农村革命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105页。

　　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逐渐地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明晰的正确的认识，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思想，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后，又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地位的变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发展了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样，在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30年代的中后期，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包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

①的两个基本武器”这样的重要思想，已经有了基本认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是要从哲学上进一步对于中国社会的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以便指导日后的中国革命特别是正在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胜利、②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③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斯诺对毛泽东写作“两论”的情况进行过采访，他写道：“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④我们说“两论”是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这不仅是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意义上而言，而且就“两论”的内容本身来看也是如此。

　　第一，“两论”的主题是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如上所述，旧中国社会矛盾深重，内部矛盾与外部予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尖锐性、曲折性为世界罕见。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只是在经过不断地挫折和失败之后才逐渐被认识。这个认识过程，说到底，就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即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就产生了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样，矛盾问题、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两论”的主题。《矛盾论》可以说是当年中国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形态。它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有层次地展开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的基本经验。《实践论》则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来阐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解决认识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它阐述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17页。②《毛译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③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④《斯诺在中国》第283—284页。

　　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运动在认识论上的升华。

　　第二，“两论”的分析对象，主要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两论”不是纯粹的思辨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在论述哲学原理、原则时基本上是以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经验为分析对象的。这不仅在为写作“两论”进行理论准备的有关读书批注中十分突出，而且可以说贯穿在“两论”特别是《矛盾论》的通篇之中。拿《矛盾论》来说，它以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各个阶段的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为例证，来研究事物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不仅从其联结上，而且从其总体上分析各个阶段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强调必须时具体矛盾作具体分析，反对认识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样，“两论”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三，“两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新思想，也主要是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结果。《实践论》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提出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包含了对中国革命经历长期的艰难曲折而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的哲学概括；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运动的总规律的思想，既是对在此以前的有关哲学思想表述的进一步的逻辑发展，更重要的，可以说是对中国革命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比较，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过程的哲学抽象。《矛盾论》提出“矛盾的普遍性”这一科学概念，既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运动的最普遍法则的通俗化，也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异常复杂的矛盾运动，并使之成为东方世界的各种矛盾的焦点这一现实土壤；对矛盾特殊性的五个层次的精辟分析，既是对有关哲学论述的系统化，但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矛盾运动的种种特殊表现的哲学概括；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思想，不仅是使矛盾的互相转化的思想在逻辑上贯彻到底，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现实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地位的转化在哲学上的反映。“两论”再一次证明，哲学思想的发展不单纯是哲学概念的演绎和推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其逻辑发展的实践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在倾错误的哲学总结

　　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传统，但是“左”、右倾错误却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力严重的后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又相继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指导思想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使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亡的境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开辟了走向胜利的新局面。

　　毛泽东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后期，他就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不断地抵制“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多次被排挤出领导岗位。遵义会议虽然确定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却没有来得及批判。路线是非没有完全分清，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严重地存在着。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面对着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指导思想，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来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毛泽东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如果说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么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集中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彻底清算。写作“两论”便是承担这个任务。历史要求它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以提高全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发表“两论”时写的题解明确指出：《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故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写的。

　　在“两论”中，毛泽东从哲学上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归纳，并逐一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第一，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本本主义、将马列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外国的经验出发，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脱离客观实际，脱离具体国情、省情、县情，陷入主观主义。毛泽东在30年代初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判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方法。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揭示了错误路线在认识论上的表现和特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批判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毛泽东指出：一切“左”的和有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阶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至于历史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

　　①性”。上述两种错误，在世界观上，不是唯心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

　　②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有的错误思想。”

　　第二，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在哲学上另一个突出表现。《矛盾论》为什么着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两者的辩证关系。他们既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指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的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③

　　在分析王明教条主义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时，毛泽东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入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认识运动的次序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然后再以一般的普遍共同认识为指导，去进一步认识各种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但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人类认识运动的这个正常次序，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这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4页。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35页。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3页。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49页。

　　第三，割裂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哲学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错误，是不懂得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不了解客观事物在对立中存在同一，在同一中又有斗争，而且对立与同一还能互相转化；不了解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因而，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么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在第一次革命战争后期）；要么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既不能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革命领导权，也不能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后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思想方法上就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割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正确地阐明了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指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到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属于党内矛盾，在政治上不能与反动派等量齐观，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有相通之处，毛泽东所阐述的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第四，割裂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这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的又一个特点。他们不懂得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或者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或者对矛盾总体或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下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表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前者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后者是思想方法的表面性，不知道本质地看问题。两者都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批评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

　　①的”。

　　为了反对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强调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事物时，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事物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的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这既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也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既不能分清现象与本质，也不能分清特殊本质与共同本质。因而对于具体矛盾不能作具体分析，对于不同质的矛盾不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3页。

　　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①

　　毛泽东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批判，彻底揭露了其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本质，对于分析一切政治路线错误的哲学根源都有指导意义。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50页。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必然升华

　　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在共产党创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早期著名活动家大量翻译、介绍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思想，形成了后人称为的“早期传播热”。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在俄国的传播相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把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宣传唯物史观放在首要地位的。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多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结论的那些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介绍和阐述马列主义观点的论著也多侧重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贡献之一，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上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家和革命家们的高度重视。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看，唯物史观能提供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因而能直接满足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求。当然，由于受理论素养和翻译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和论述难免不充分、不准确、不全面，其翻译也往往要通过日译本或俄译本作为中介，并且多为节译和摘录。这样，其理论内容不能不显得比较粗糙和单薄。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代的水平相仿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带有明显的幼稚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走向深入。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冲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公开或秘密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一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如影响较大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新哲学大纲》（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等。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重点突出了唯物辩证法。不仅在翻译方面如此，而且在撰写介绍、论述性的文章和研究著作方面也如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比较系统他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哲学读物。宣传唯物辩证法成为哲学界的一种时尚，如有的文章所指出：它“风靡了全国，

　　①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中所未有”。这是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的大量译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为社会科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展开系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最新的思想资料，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毛泽东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反思。“两论”的写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必然结果，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66页。

　　“两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升华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译介型上升为著述型。“两论”问世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己有20年的历史，但基本上属于译介性质。30年代出版的几本哲学读物，虽然反映了著作者一定的主体研究意识，在某些方面甚至获得了独到的创见，具有著书立说的特点，但是，从某些方面看，无论《大众哲学》还是《社会学大纲》又都没有完全脱去译介性。作者著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提出这一任务本身，也就从总体上规定了他们的著述不能不具有这种性质。他们对某些哲学观点的阐述，对一些问题分析的思路，都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某种影子存在。毛泽东写作“两论”虽然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某些观点，但是，谁也下认为“两论”是译介性著作。因为毛泽东写作“两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肩负有更重要的使命。从“两论”本身看，它不仅有许多独特的哲学思考，而且结构体系也自成一统，别具特色。作者的主体研究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两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哲学理论上都是独创精神极强的科学著作。

　　第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通俗普及型上升为理论研究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20多年中，特别是30年代，中国进步的理论工作者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普及工作，起了重大的启蒙教育作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本书到1938年2月就印行了10版（到1949年解放前共印行了32版），直接推动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奔向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同其他通俗普及性读物一样，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论著也有它们的弱点，如阐述的某些哲学观点不够准确、周密、正确和深刻，甚至个别哲学观点还有错误（如艾思奇在与叶青辩论时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实践论，差别不是矛盾等）。毛泽东的“两论”发挥了《大众哲学》这类通俗读物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其弱点和缺点。“两论”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深层次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另方面又把深奥的哲学问题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等形式表达出来，既仆实无华，又妙语连珠，使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和理解。“两论”在叙述方法上所取得的成功，诚如国外的评论所言：毛泽东著作的特点，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叙述底形象性和鲜明

　　①性结合在一起”。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来说，“两论”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它对哲学通俗化所作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普及工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深刻研究，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水平提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中学理型上升为现实型。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基本上是由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进行的。由于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不能直接联系现实，否则，会招致各种迫害，甚至杀身之祸。这些进步文化人由于其经历所限，也使理论传播与社会现实斗争的联系不能不受影响。因此，当时的哲学读物，甚至像《社会学大纲》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也基本上属于学理性的研究著作，

　　①1950年12月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带有明显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何干之1937年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评述哲学界的状况说：“一九二七年以来，新哲学是登场了。但那时只偏重哲学原理的输入，而所翻译的书本也只有几本古典著作和几本以机械论或观念论（唯心论的旧译名——引者）的观点所写的入门。这几年来，国际上最良好的读物，又渐渐有中译本，有一部分思想家也开始做通俗化的工作了。不过大家翻来翻去，仍跳不出原理原则的圈子。”在他看来，哲学必须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中国社会经济构成的变化和社会各种势力的动向，都在“哲学的烛光”下，“照出它的原形”。他呼问：我们的思想家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并感叹道：中国社会的现实“赋与我们思想

　　①家的责任实在太大了”。“两论”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应运产生的。由于毛泽东兼具理论与实践双向结合的优势，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两论”一改以往哲学传播的学理专著的面孔，以整个时代为背景，对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作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两论”没有丝毫的学究习气，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一代新风。

　　第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日常生活型上升为总结革命经验型。“两论”问世之前，为了破除对哲学的神秘化，让广大的普通群众都懂得哲学的基本道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进步理论工作者曾运用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些哲学道理。这种把哲学大众化、生活化的工作是过去没有人尝试过的，甚至也不被人屑于尝试。但是，这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李公朴评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时指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

　　②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这类读物把哲学生活化。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哲学就在自己身边，从而变成广大群众的生活指南，起了一般哲学教科书不能起的巨大作用。“两论”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但是它不单单是把哲学生活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哲学具有了直接的革命意义。“两论”以解决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为目的，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教导人们不单单是要正确地认识生活，而且要敢于打破旧生活，建设新生活。在中国，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两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也由于是在延安，没有国民党的干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革命性是大大地增强了。

　　第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经过一段译介之后，到30年代前期，已经出现了一批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就拿影响较大的、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而言，应当说，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著作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建构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独创性见解，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仍然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诠释性著作。这是作者本人也不讳言的。“两论”出手不凡，产生那样大的轰动效应，正在于它不是诠释性著作。无论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还是辩证法，都有重大的理论创

　　①《国民周刊》1937年第1卷第13期。②李公朴1935年12月为《哲学讲话》写的序。《哲学讲话》1936年2月再版本第1页。

　　造。“两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的一个显著标志。

　　四、毛译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马克思在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惊人之语时，还说过另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哲学家——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

　　①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毛泽东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凝聚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智慧，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经验的产物。他的哲学思想也有一个转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两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由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早年求学时酷爱哲学，花了不少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信仰唯心论。这在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读书批语《<伦理学原理>批注》，以及当时的一些书信中都有明显反映。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回忆他早年学习生活时说：“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

　　①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经过十月革命的冲击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后，随着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他的哲学信仰也由唯心主义，经过二元论，最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②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本人谈到这一思想转变时说：“一九二○年夏天，我们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③

　　第二次飞跃是由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这是由写作“两论”实现的。这次飞跃是他投身革命近20年，根植于人民大众并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和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毛泽东积极地领导了湖南地区的反帝皮封建的革命斗争。他先从事工人运动，以后又致力于农民运动，并对上海、江浙地区，特别是湖南地区的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状况进行了实际调查。他在大革命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和调查研究方法的范例，这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初步结合的代表作，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标志。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先把革命武装从城市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他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论著，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这几篇论著虽然是政治性论文，但却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①《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③《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

　　思想，其对于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深刻剖析，为毛泽东的矛盾学说的发展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如果说1929年12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已经有了若干理论哲学的议论，初步地提出了要反对“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提倡洗刷唯心精神的调查研究的唯物论思想的话，那么，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则堪称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它首次从认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意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照搬外国经验以及上级领导指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共产党人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这篇论文不仅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而且已经蕴含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

　　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是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他的军事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但是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一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初步地建构起了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毛泽东通过对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初步地阐发了他的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因而可以说是“两论”的前导。说毛泽东阐明了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是因为他论述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及其发展变化，认为除了人的头脑（思想）是研究的主体之外，一切都是客观的实在，强调主观指导要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才能充分地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动作用，“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这样，他正确地把握了主观指导和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说毛泽东阐明了战争问题上的认识论，是囚为他分析了战争规律知识的来源和认识战争规律的辩证过程，提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重要方法”，强调制定正确的战争计划的过程就是对各种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过程，执行战争计划的过程是检验、修正、补充原有计划的过程，因而是进一步丰富认识的过程。这样，毛泽东通过对战争规律认识的解剖，分析了人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实践的辩证推移过程。说毛泽东阐明了战争问题上的辩证法，是因为他探讨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强调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意义，认为研究战争要“着眼其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坦途。并且，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作了具体分析，从而孕育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以及矛盾的诸种特殊性的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还阐述了全局和局部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一方面全局统率局部，局部隶属全局；另一方面全局和局部可以互相转化，“有决定意义的”局部问题能造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败局，从而实际上产生了抓主要矛盾的思想。不难看出，“两论”的许多思想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了。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写作“两论”就如同经过十月怀胎，将要一朝分娩了。

　　但是，“两论”不是毛泽东自身哲学思想的简单的延伸，而是其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如同分娩孩子是飞跃一样。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如果说第一次飞跃是哲学信仰的飞跃，那未第二次飞跃则是哲学理论的飞跃。这次飞跃表现为：

　　第一，由应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的飞跃。毛泽东长期戎马倥偬，无暇从事纯哲学理论的研究。他虽然富于哲学思维，头脑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能不把日常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由革命实践提到首位的政治、军事以及党内斗争等方面的问题。他写的上述许多论著，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较为具体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党建等问题作具体分析，因而一般属于应用哲学性质。而“两论”则属于理论哲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哲学本身，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它虽然也涉及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内容，但为的是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做较为抽象的哲学概括，而不是像上述文章那样，用哲学思想作指导去分析具体问题。毛泽东说过：“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能出现哲学的”，“有

　　①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一度没有战事，党中央不再处于敌人直接包围的严峻形势之中，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安定的和平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既有较为充实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在延安能搜集到30年代出版的许多马列著作和其他理论读物）“发愤读书”，博览群书，于是，他积极从事哲学理论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实现了由应用哲学向理论哲学的飞跃。从毛泽东的哲学认识史来说，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也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

　　第二，由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上面已经指出，毛泽东在“两论”以前写的许多文章，多属于应用哲学性质，不仅如此，这些文章所反映的，大多是毛泽东某个方面的哲学思想及其某种程度的深化。从横向看，如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较多地从政治视角反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则主要是从军事视角反映毛泽东的哲学思维。从纵向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我们所知道的，意味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反对本本主义》孕育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雏形。这就是说，到30年代前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只是初步形成，至此，他既没有阐发自己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个工作是随着其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而完成的。“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领域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像两座高峰一样矗立起来，使以往的某些哲学体系相形见绌。如果说在此以前，毛泽东尽管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写有像《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哲学论文，但人们还难以将他称之为哲学家的话，那未，“两论”的创作则毫无疑问地确立了他的哲学家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的第一个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第三，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前已指出，毛泽东在“两论”以前的论著多属于应用哲学这个层次。这除了是指不属于纯哲学，而带有其所应用的范围的鲜明色彩，如政治哲学、军事哲学外，还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6页。

　　包括这样的意思：那些论著，无论属于政治的还是军事的，都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在分析问题，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尽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论述具体问题或得出具体结论，推进和发展了在此以前这方面的具体思想，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本身却没有什么发展。“两论”的飞跃意义在于，它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对象，而且其研究结果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这是“两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做的伟大理论贡献。

　　（写于1990年春，原载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