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创立毛泽东思想的个人特质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过程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有它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历届绝大多数领导人也可谓一代英才。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创立史时，我们不能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要由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卓越结合，创立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呢？这不能不说，与他个人的经历、品格、气质、学问、胆识、智慧、才干、修养和经验等等有密切关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史，着重研究其创立的各种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是需要的，但是只研究这一方面而不研究创立主体的主观因素是不全面的，也回答不了上述问题。事实上，毛泽东个人的一些基本特质对创立毛泽东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试作一些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与研究同仁们切磋。

　　①《十二大以来》上册第64页。

　　一、毛译东与中国农民的天然关系，有利于他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

　　毛泽东家祖辈务农，父亲精明能干，发迹为亦农亦商的富农。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度过的。他从小参加农田劳动，主要农活样样都会，13岁时就几乎被当一个整劳力干活，是个农家好小子。他在家乡农村生活了17年，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村社会，并开始思考农民问题。他看了《三国》、《水价》，能提出书中怎么没有写农民这样的疑问。两年后他才想通：原来文官武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这些达官贵人。湖南农村同其他地方一样，农民生活困苦，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在毛泽东家乡附近，就先后爆发过湘潭和湘乡农民的造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即毛泽东17岁那年，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还波及到了韶山。这次暴动虽被镇压下去了，但使他深受震动。在母亲善良慈爱的品德的熏陶和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下，毛泽东自幼就同情贫弱。这件事更驱使他后来做事要站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中不乏农民出身者，在政治家和理论家中或生长在农村，或从事过农民运动者亦有之。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像毛泽东这样的经历者几乎没有。这个身世对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极大影响。因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解决农民问题。诚如他后来所指出的：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

　　①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可谓是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宣传农民、解放农民的理论。毛泽东作为农家子弟在家乡生活17年的这一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真切的直感，这为他实现理论认识的飞跃打下了深厚基础。

　　①毛译东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的报告。

　　二、毛泽东极高的颔悟能力，有利于他准确地把握马列理论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学习马列理论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多的。但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能刻苦学习理论，不断从中摄取营养，获得理论武装。他是在1919年12月第二次从长沙到北京以后，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才阅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但在当时他并没有决定自己的信仰。他同其他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也受到其他种种新思潮的冲击。1920年3月14日，他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当时的许多种主义中，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们较多地拿来作比较和选择的是这五种主义：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种主义中，供选择的不再有原来的资本主义，而都是要替代（至少是矫正）资本主义的。毛泽东正是在对上述种种主义加以了解和比较的基础上，最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①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随后，函告在法的蔡和森等，说陈独秀等已在组织共产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②根据。”这样，他就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此以后，他对这个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并且把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和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在井冈山和长征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如饥似渴地找马列书籍来读。他说过，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到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学习条件有所改善，他就“发愤读书”，异常刻苦地研读马列理论，特别是有关马列哲学的著作，他早年就喜爱研究哲学，这有利于他的抽象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他写了大量的读书批注，仅现存的延安哲学批注和摘录文字就有26000多字。

　　毛泽东学马列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学得刻苦但不死板，没有学理主义、教条主义习气。他在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③的阶级斗争。”这里把《共产党宣言》等书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诚然不大准确。但是，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毛泽东又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他把书读得极活。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

　　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特质，使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作出科学的理论概括。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

　　①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我们不能将毛泽东与列宁简单类比。但如果毛泽东不具备这一基本品格，就很难创立毛泽东思想。

　　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

　　三、毛泽东学员中西，通融古今，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

　　毛泽东的家不是书香门第。但他进过私塾，读过洋学堂，既受过6年的国学灌输，又受过7年的西学教育，他酷爱读书，曾到长沙的湖南图书馆自学，“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看了大量的书，成为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

　　②值的半年”。10多年“寒窗”之中，他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研读严译世界名著及各种流行的新思潮，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热烈崇拜，对世界的英雄豪杰也异常敬仰。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口碑流传的民俗文化，植根地方的湖湘文化、康梁变法的改良文化和西方赫青黎的进化论、日本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泡尔生的新康德主义等等，都在他那计算机似的大脑里兼收并蓄起来。但在中西文化两大系中，毛泽东更熟悉中国先秦的儒、法、道、墨，以及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的传统文化。在他的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以后，这些文化知识并没有成为他思想进步的障碍。他对书一贯不死读，而具有批判意识，并把读书作为寻求真理、获得正确认识方法的一个手段。他不做书的奴隶，而让书为其所用。这样的读书方法，逐渐培育了他对以往文化知识实行改造制作、去粗取精的能力，并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他读过的古今中外书籍，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般都可能涉猎，但像他这样去驾驭和运作知识，则不多见，这又是他的过人之处。

　　毛泽东思想及其基本理论无疑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毛泽东在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批判地汲取和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而使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思想文化来源。

　　②见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0页。

　　四、毛泽东注重社会实际调查，对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台具有决定意义

　　1913年下半年，20岁的毛泽东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转向推崇王夫之、顾炎武等主张“践履笃计”的“实学”，注重“求实”精神，萌生了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的思想，1917年暑假，他邀同学“游学”，步行千里，考察长沙周围五县的历史地理，了解社会风情民俗，调查农民及其他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调查活动。这次调查活动使他对社会实际问题和国家实际状况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次年，他在师范毕业后，不仅积极关注和思考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而且当许多同辈青年出国留洋时，他谢绝了许多人的再三劝说，执拗地要留在国内，尽管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友旅欧勤工俭学。其实，他当时也并非不想“出洋”。但是，他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了解清楚，作为中国人，要在现今的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

　　①查及研究”。他这样考虑问题的思路是他的一个显著优点。

　　毛泽东要对这个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国地盘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以后，即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从1921年手党到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13年间，在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抽时间或到工人群众、或到农民群众、或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调查研究。他考察过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几十个县的农村。他的调查对象除工人、农民外，还包括社会其他各色各样人物。他写的调查报告等材料仅保存下来的就有10多篇，达20多万字，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还没有另一个人像毛泽东进行了时间这样长久、次数这样频繁、规模这样宏大、内容这样广泛的社会调查。

　　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相通的桥梁，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非常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特殊品格，加上上述其他特质，决定了从主观条件方面说，主要由他创立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偶然的。

　　（原载《党史天地》1993年第11—12期，收入本书时修订了文内标题）

　　①见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