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1863 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表达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续于世”的期望。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行为的日趋蜕变，少数人俘获权力并决定票选结果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令人质疑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1.1 少数凌驾多数
21世纪以来，在美国总统大选乃至各类选举中，谁胜谁败取决于“关键少数”的现象频繁发生。这导致候选人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摇摆州”、“关键选区”等少数人身上。仅在21世纪以来美国一共举行的6次总统大选中，就有两次是民选得票数较少的一方当选： 2000年，小布什是依靠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当选的；2016年，希拉里比特朗普多得280万张普选票，是美国史上至今最悬殊的得票差距，但特朗普仍凭借304张选举人票入主白宫。而2020年的大选至今依然处在争议中。显然，“关键少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比大多数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各州层面，两党为争夺权力，正在争相重划选区边界，追求的是哪怕在得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自己都会成为取得胜利的一方，这就是当今美式民主中著名的“杰利蝾螈”现象。它意味着少数人在通过政党选择选民，而不是由选民来选择政党。由“杰利蝾螈”导致的少数凌驾多数的戏码越来越频繁地上演：以威斯康星州为例，2018年，前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在全州范围内以约3万张选票败北，但共和党仍然可以拿下99个州议会选区中的63个。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为民主政府定下一个基本准则，即“多数人的意志应占据上风”。然而，面对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政治学者史蒂文·希尔形容“少数人统治像癌症一样扩散”，他指称，随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演化，它富有缺陷而陈旧的机制频频背离汉密尔顿的标准，助长了“少数凌驾多数”的危险实验。
1.2 权力为资本服务
从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看，权力更倾向于为拥有资本的少数富人阶级服务，而非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服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政府的政策走向常常有悖于工薪阶层利益的方向，“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
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政界在围绕资本利益运作。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份报告在分析了近1800项美国政策后得出结论：普通民众和代表群众利益的群体几乎没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力，而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组织化团体却有极强的左右政策的能力。一项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模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群体，参议员的偏好更反映捐赠者的偏好。而针对美国众议院的一项研究则表明，仅占选区人口5%的百万富翁获得的代表权约为该地区50%最贫穷的群体的两倍。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国会议员对富人的反应速度要远甚于对穷人。穷人代表的缺失已扩散至美国政治的各个层面。在州一级，富人对州政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穷人。
竞选标价、政治献金及政治游说等现象，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已沦为资本的工具。希拉里泄露的邮件揭示总统竞选过程中金钱俘获政治畅行无阻。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耗资大有攀升之势。2004年大选时，美国总统选举数额8.8亿美元。2016年则攀升到15亿美元。2020年拜登与特朗普角逐的总统竞选花了超40亿美元，堪称史上最昂贵的大选。2020年美国国会改选也创造了总支出达87亿美元的历史纪录。
政治游说也印证美国资本操控权力。2020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资金超过35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医疗卫生业和制药业游说费用创下历史纪录。
1.3 民众意愿难以真正实现
金钱政治下，越来越多政客不把选民的真正利益置于首位。这意味着广大普通民众即使选出了符合选举程序的领导人，他们也未必能如期履行竞选承诺，兑现民众的意愿。
21世纪已完成任期的三位美国总统，无一能完全兑现竞选承诺。小布什承诺减少政府开支，停止向外派军。实际上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政府的开支急剧上升。
奥巴马竞选时承诺要发起一系列改革财富分配状况的行动，包括改革企业税法，制定“巴菲特规则”等，最终均沦为空头支票。
特朗普未兑现的承诺占据其许诺的53%。他扬言要废除奥巴马医改，向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美元并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引领制造业回流，保证经济每年增长4%，保证工人六周带薪休假、将所有非法移民都驱逐出境，颁布禁止白宫和国会官员接受游说的五年禁令……这些承诺不仅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兑现，甚至连具体行动都低于预期。
从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总统在更替，但民众的意愿却越来越难以实现。民众的意愿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在选举结束后就逐渐被政客们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