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火车经过漫长的行程，终于开进了哈尔滨车站。贺子珍在车上一眼看到站台上已经站着来接他们的同志，不禁一阵激动，眼圈都红了。啊，终于回到了祖国。

　　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已经在车站迎候她。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热情而亲切地问道： “长途坐车，辛苦了，一路上身体可好?”

　　贺子珍很愉快地回答：“很好，谢谢。”

　　贺子珍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李富春。

　　李富春很关切地说：“你们母女俩先好好休息几天。”

　　贺子珍是一个急性子人，回国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工作。她觉得自己在苏联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回国后要抓紧工作。她回答说：“我很好，不用休息。我请求组织上尽快安排我的工作。”

　　李富春觉得给贺子珍安排工作可是一件大事，不能随便决定，便有意地绕开这个问题，说：“你的住处已经安排了。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我们去办。”

　　贺子珍还是重复这个愿望：“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

　　然而，东北局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发现，贺子珍母女俩连最起码的日用生活品都缺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她几乎没有换洗的衣服，娇娇也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鞋磨出了一个大洞，已经露出了脚趾。

　　人们很快就发现，贺子珍这几年在苏联的生活，不是舒适的，而是艰苦的。

　　经过组织上的考虑，接待她们的工作人员很快给她和娇娇添置了棉衣，还特地为贺子珍做了一件棉大衣，又给娇娇买了一双新皮鞋。

　　娇娇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皮鞋，心里美滋滋的。她故意重重地走路，让清脆的皮鞋声吸引妈妈的注意，让妈妈看看她的新皮鞋有多漂亮。然而，贺子珍却没有露出笑容，皱着双眉，一点也不高兴，她用俄语对娇娇说：

　　“把新鞋脱下来，还给组织上。我们刚来乍到，什么也没做，就给组织添了这么多麻烦，你那双旧鞋补一补，还可以穿。”

　　娇娇从小在国外，这时不会讲中文。她心里虽然喜欢这双皮鞋，但也不敢违背妈妈的意志，只好把新皮鞋脱下来，又穿上过去那双旧的。

　　根据娇娇不懂中文的情况，组织上专门为她物色了一位老师，还派人陪她参观了已经解放的哈尔滨市区。当时，这是解放区一座最好的城市，有小莫斯科之称。

　　这时，东北正在进行解放战争，哈尔滨到处是一派繁忙的备战景象。

　　没过两天，贺子珍便呆不住了，一再要求组织上给她安排工作。她表示：“我工作能力不高，而且在苏联长期没有工作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我闲不住，我回国就想为解放全中国出点微薄之力。”

　　组织部门的同志被她那种恳切诚挚的态度所感动，他们便安排她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以后又把她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组织上一再嘱咐她：

　　“你的任务主要是养病，身体好一点，就做一点，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行就休息，千万不要累着身子。”

　　贺子珍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

　　工作之余，她开始想起自己的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还有年迈的父母，不知现在他们如何？

　　她请求组织上帮助寻找。

　　组织上这时无法向她提供有关她兄妹的消息，因为经过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后，人事变化太大。

　　组织上把一封封电报打到了各野战军的组织部门，打听贺敏学和贺怡的消息。

　　经过多方打听，最后终于联系上了。此时，贺敏学正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师长。他知道妹妹回国的消息后，很高兴，但当时正忙于战事，无法脱身亲自到东北来看妹妹，便派自己的妻子李立英带着五岁的女儿小平代表他去东北探望妹妹。

　　哥哥虽然没有来，但贺子珍见到了嫂子，心里也十分高兴，因为见了嫂子就如同见到了哥哥，她有多少话要对自己的亲人倾诉啊！

　　李立英在哈尔滨停留了一个多月。在这些日子，贺子珍与嫂子形影不离，连晚上都睡在一张大床上。她们常常是彻夜不眠，从深夜谈到黎明。

　　李立英发现，贺子珍仍然保持着她与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习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贺子珍在嫂子的叙说中，了解到贺敏学和家人的情况。贺敏学在赣南游击战争中非常艰苦。有次部队被打散，他为了寻找部队，当过长工，打过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七次负伤，至今在他的腰上和腿上，还留着子弹。

　　贺子珍听了，既为哥哥的刚毅英勇感到高兴，又为哥哥的健康担忧。她第一次萌生了要与毛泽东联系的念头。她对李立英说：“我们马上起草一份电报，报告贺敏学的健康状况，请求中央批准让他到东北进行手术治疗。这份电报就打给毛主席。”

　　她俩很快起草了电报，一起送到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的家，请秘书代为拍发。三四天后，回电来了，电文上写道：现正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敏学离开，待以后有机会再说。签名是毛泽东。

　　这可以说是贺子珍在回国以后与毛泽东的第一次音讯往来。

　　贺子珍通过嫂子还得知，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妹夫毛泽覃牺牲了，由他负责寄养的小毛下落不明。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中央苏区后，贺怡带着父母在于都县白禾区隐蔽起来，坚持斗争。直到国共实现合作，贺怡才到赣州与项英接上头，以后到油山的新城办事处工作，贺的父母留在赣州办事处。1937年底贺子珍的父亲因病去世，组织上把贺母送到武汉办事处，以后又转送延安。这时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是毛泽东照顾了老人的生活，并在她去世后为她办理了后事，还在她的坟前立了一块碑。

　　得到这些消息，贺子珍好几次流泪了。妹妹贺怡坚强的革命意志强烈地震撼了她。

　　小毛的失踪，她心里很难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他是惟一的在她和毛泽东身边长大的孩子。他的出生，曾经给他们夫妻带来了多少欢乐。现在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可能再也见不到小毛了。

　　一想到这些，坚强的贺子珍又不禁悲伤抽泣起来。

　　想到自己的父母，追随着儿女，投身革命，结果客死异乡，两个老人死后还不能合葬一起，更是觉得悲痛难忍。她对嫂子说，如果我不去苏联，在延安照顾妈妈，妈妈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因痢疾丧生，我没有尽到女儿应尽的责任。但当她听到是毛泽东替她尽孝，为老人养老送终，她的眼泪哗哗直往下流。她对毛泽东不忘旧情赡养老人直到送终，也越发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泽东。唉，不是自己的任性，多次拒绝毛泽东的劝说，不肯回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会闹到现在这一步！她恨自己，骂自己，当时怎么这样强烈地想去苏联，真是鬼迷心窍了！

　　她哭着打开了从苏联带回来的小提箱，取出一床红色的毛毯，一面抚摸着一面对嫂子说：“这床毛毯是我和毛主席的纪念物，它陪伴我们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这上面有一个大洞，是主席在长征路上烤火时烧坏的，到了陕北，我请老乡用土羊毛织补好。我同主席怄气走了，可我把这条毯子带走了。我也是忘不了过去的深情呀！”说着说着，贺子珍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李立英在哈尔滨呆了一个多月后，回去了。分别时，贺子珍把回国后李富春送给她的一只金戒指送给了李立英。

　　李立英被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通过一个多月的接触，感到贺子珍完全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是一位患有精神病的人，而是一位很正常的、温柔热情和心胸宽阔的女人。

　　贺子珍在哈尔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身子得到了恢复。过去因贫血而显得苍白的脸也开始红润起来，显出一种成熟少妇特有的美感和风韵。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战友们为了排解她的寂寞，常常拉她去参加周末的舞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周末举办交谊舞会的风气，此时在哈尔滨仍保留着。请贺子珍跳舞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夸她舞步轻盈，舞姿优美。

　　贺子珍是在苏联学会跳舞的。那时她为了从极度的烦恼中解脱出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特地上理发店烫了头发，还向会跳舞的战友们学习跳舞。

　　贺子珍虽然喜欢跳舞，但并没入迷。在哈尔滨每参加一次舞会回来，她的脸庞红红的，充满了欢乐，眼睛里原来弥漫的忧郁神色，似乎消失了。

　　有一次从舞场里回到家，屋里只有贺子珍与女儿娇娇，贺子珍把娇娇叫到跟前，说：“娇娇，我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

　　娇娇听到妈妈这一问，突然大哭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

　　贺子珍吃了一惊。原来很多老战友都劝她物色一个新的伴侣，使后半生能有一个美满的家。贺子珍听了战友的劝说，也心动了。但现在看到女儿娇娇这样反对，也只好作罢。她伏在桌子上，失声地痛哭起来。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过再婚之事。虽然战友们仍然不时劝她，但她都是拒绝。

　　娇娇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一直感到内疚和悔恨。当时为什么要反对妈妈改嫁呢？

　　当然，从贺子珍本人来说，虽然不可能再与毛泽东复婚，但与毛泽东始终彼此深深地相爱着，两人的感情是藕断丝连。是听从战友的劝告改嫁，还是独自一生，她心里举棋不定，矛盾重重。所以，她才去征求女儿的意见。没想到，女儿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作为毛泽东来说，有了江青，就不可能与贺子珍破镜重圆。但他对江青也不满意，他对贺子珍仍有感情，因为是贺子珍陪他一起度过了在井冈山、瑞金和长征那段艰难的岁月。这段革命历程和他与贺子珍的夫妻生活，也让他刻骨铭心。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迁到沈阳。

　　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几年之久的妹妹贺怡重逢了。贺怡是来东北疗养的。

　　贺怡比贺子珍小两岁，两人一起参加革命。两个虽是同胞姐妹，但长相和性格迥异。

　　贺子珍长得身材修长，白晳的皮肤，瓜子脸，五官端正，性格温柔、沉静，有点慢条斯理。而贺怡呢，长得较为矮小，皮肤黑黄，圆圆的脸，性格则泼辣豪爽，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

　　姐妹俩见面后，万分激动，久久地拥抱在一起，百感交集。随后的几天几夜里，姐妹俩互相诉说离别后的种种遭遇。

　　贺子珍虽然从嫂子李立英那里得知毛泽覃牺牲，小毛下落不明，贺怡历尽艰辛等大致情况，但现在再听妹妹亲自讲述这些情况，仍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贺怡又介绍了母亲在延安去世前受到毛泽东周到的照顾的详细情况。她说，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把她安葬了，并立了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母亲的坟给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自己拿出十块银元，请老乡重新将她掩埋起来，又立了一块碑。

　　贺子珍听到这些，心里既伤心又激动，禁不住大哭起来。

　　此后一段时间，贺子珍心里很不平静，心潮澎湃。她感念毛泽东对自己和自己一家人所给予的恩惠和关怀。她对毛泽东的崇敬之心，比过去更加强烈了。她能够离开那可怕的疯人院，回到祖国，重新走进革命的队伍，见到阔别多年的亲人，不也是毛泽东的关怀的结果吗?

　　贺子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女人。她对别人从来慷慨大度，不求回报，但对别人的滴水之恩，总想涌泉以报。她知道，毛泽东对他们一家的关怀，即使自己一生也是无以回报的。

　　此时，她突然产生了写一封信给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的想法。她把这个心事向贺怡透露，征求她的意见。贺怡马上表示：“这有什么好为难的，这是好事嘛，应该这样做。”这一席话，坚定了贺子珍的决心。

　　贺子珍又考虑，如何做才能更妥当些。她把娇娇叫来，对她说：“你已经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

　　此时已有12岁的娇娇比过去懂事多了。她对爸爸有了一点认识。回国以后，她虽然从未见到过爸爸，但在生活中，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到爸爸的存在。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中，处处有毛泽东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又是同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权威联系在一起的。娇娇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对这个名字怀有特殊的崇敬与仰慕之情。妈妈让她给爸爸写信，她爽快地同意了。

　　可是，她不会写中文，就只好用俄文写了一封信。她还不习惯称一个陌生人为爸爸，她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生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未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娇娇。”

　　贺子珍也摊开了信纸，写了一封信。她第一次像普通人一样，称呼毛泽东为主席。她在信中写道：“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大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她接着写道，“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很苦，什么都要自己做，劈柴，烧饭，洗衣服，带孩子，种地，织袜子，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最后，她写道：“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贺子珍把娇娇的信和自己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地址，发出去了。

　　毛泽东收到娇娇的信后，打开一看，满篇是俄文，这可把他难住了。他从贺子珍的信中知道，这是他多年未见的女儿娇娇写的，一阵喜悦涌上心头。他连忙找翻译把它译成汉文，这才知道娇娇信中的意思。

　　他被娇娇天真的问话逗乐了，不由自主地升起了对这个女儿的怀念之情。娇娇是在四岁时送到苏联找妈妈的，转眼过去八年了，该长成个大姑娘了。细心的贺子珍在寄邮这封信的时候，没有忘记夹上娇娇的两张照片。这是贺子珍产生了要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时，特意让娇娇到照相馆去照的。

　　毛泽东看完信后，又目不转睛地凝神注视着娇娇的相片。这个一身洋装的小姑娘，扎着两个小短辫子，抿着嘴在微笑。那神态有点天真，也有点羞赧，似乎有点倔强。想着她在信中直率地提问“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时，毛泽东不由得笑出声来，好像照片中的女儿也正在给他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两张照片，毛泽东一直放在手边。工作累了，他就拿出来细细地观看。他觉得，娇娇跟小毛一样，长得像他。

　　毛泽东同时收到娇娇与贺子珍的信，他没有回信，而是给娇娇打了个电报，电报上写道：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电报中没有提贺子珍的信的事。他这样做，自有他的考虑。

　　贺子珍呢，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给她的回信，但是她的心意，她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无疑毛泽东是明白了解了。而且娇娇还收到爸爸打来的电报呢，她已经感到很满足，很欢喜了。音讯断绝多年的父女俩，又联系上了，这就是天大的好事。那些日子，贺子珍情绪特别好，开朗多了，笑声多了起来，对娇娇也不那么管得严了。

　　1949年3月底，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北平西郊的香山，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这时，毛泽东的身边除了毛岸英，没有自己的家人。江青因病在苏联治疗，把她同毛泽东生的女儿李讷也带走了。毛泽东突然萌生了要把娇娇接到身边来的愿望。他想念这个女儿，希望能见到这个女儿，亲亲她，爱抚她。他觉得对这个女儿，他父亲的责任尽得太少了。

　　他让警卫员马上带着他的这个意见，到沈阳去，征求贺子珍的意见，同不同意让娇娇到他那里去。

　　听到毛泽东召唤女儿到他的身旁，贺子珍没有半点犹豫，满口答应了。此时她想的只是应该让他们父女团圆，让女儿到爸爸的身边享受到父亲的爱。她认为，有毛泽东这样的父亲的指点，娇娇在学业上、思想上一定会进步得更快。她几乎同时就决定，让岸青同娇娇一起走，让他们一起来到爸爸的身边。

　　娇娇听说爸爸想念她，要她到爸爸的身边，非常高兴。但突然她像想起什么似的，飞也似的走到妈妈的跟前，着急地问：“妈妈，你也同我们一起去北平见爸爸吗?”

　　贺子珍苦笑了一下说：“妈妈不去，就你们兄妹两人去。”

　　正在旁边的贺怡对娇娇说：“你妈妈现在不去，但是你妈妈过些日子一定会去的。”

　　她转过头来对贺子珍说：“我同孩子们先走，我要见主席，我要为你争得你应该得到的。”

　　毛泽东与李敏50年代在北京。贺子珍咬着嘴唇，没有表示什么。她虽然希望能回到毛泽东的身边来，但理智又告诉她，这件事不大可能成功，这是极渺茫的空想。事情到今天这个样子，已是覆水难收了。

　　娇娇天真地以为妈妈很快就会去北平，高高兴兴地同二哥一起准备行装。

　　贺怡带着两个孩子上路了，同行的还有苏联的尤金博士，他是准备到北平出任苏联驻新中国的大使。

　　坐了火车又坐船，坐了轮船坐汽车，娇娇对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

　　来到双清别墅，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室，尤金先开口：“主席先生，我们把您的公子和千金送来了。请查收。”

　　毛泽东对尤金表示感谢。接着贺怡推着两个孩子到毛泽东的跟前，连声说：“他就是你们的爸爸，快叫爸爸呀，快叫呀！”

　　娇娇终于见到了她的真爸爸，并且同爸爸生活在一起了。

　　随后的几天，贺怡同毛泽东谈了她姐姐贺子珍和寻找小毛的事儿。

　　贺怡希望毛泽东恢复与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对此毛泽东明确拒绝了。他表示：你真不懂事，我现在怎么能与你姐姐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贺怡又提出要把在江西的小毛找回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农民辛辛苦苦地养活了他十几年，把他找回来，对不起农民。

　　这样，贺怡想让姐姐与毛泽东恢复关系的愿望也就完全不可能实现。

　　贺怡是一个好强的人，决定要去办的事情一定要办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虽然毛泽东反对，但并没有改变她的想法。

　　此后，她回到沈阳，见到贺子珍。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这时，当娇娇真的离去之后，贺子珍在沈阳孤身一人，孤独与寂寞的情绪就向她袭来。

　　她一天比一天强烈地思念女儿，这使得原来就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她，更是彻夜难眠。她经常是靠在床上，睁着一双失神眼睛，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天明。每天早上起床，床头的烟缸里满是烟头。

　　贺怡看到姐姐因思念女儿弄得憔悴不堪，心里感到阵阵疼痛。她完全理解姐姐这时的心情，孤身独居的姐姐，现在只剩下李敏这个亲人了。但是，她认为，李敏留在她爸爸的身边，对于她所策划的毛泽东与姐姐的复婚会有好处。

　　但是，贺怡最后抵不住姐姐涕泪涟涟的哀求，答应她再去一次北京，贺怡匆匆地走了。

　　贺怡只好再回到北平。她请求再见毛泽东，但毛泽东不肯约见。此时毛泽东已住进了中南海。于是贺怡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经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的。毛泽东没有复信，只收下了贺怡送来的礼物，同时回送了礼品给贺怡。

　　虽然如此，贺怡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复婚一事，仍不死心，希望通过小毛的重新出现，勾起毛泽东的怜子之情以及夫妻之情，回心转意。

　　于是，她急匆匆地赶回江西，开始寻找小毛下落的行动。她想在去吉安县上任之前，把小毛找到，可是她并不知道小毛在哪里，一时也不好查找。结果，她把古柏和曾碧漪的儿子错当成小毛接了出来。在回程的路上，她为了抢时间，连夜赶路，结果酿成了一起车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她自己在这场车祸中丧生。

　　贺怡的意外死亡，不但使她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且使她的姐姐贺子珍又陷入一场新的悲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