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没过多久，党中央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江青走进了她应该去的地方。这时，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一家人脸上都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个年已68岁的白发苍苍的老妪了。她身体虽然衰老，但仍具雄心壮志。她希望还能获得工作的机会。

　　在1977年，贺子珍怀着高兴的心情，来到了福建，看望了已经得到解放的哥哥贺敏学。兄妹俩劫后相逢，是多么让人激动和欢乐啊！这一对兄妹，一起闹革命，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一段时间不见，彼此都十分想念。但是，他们又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看法，走到一起的时候，又很容易为一些细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有时甚至吵了起来，各不相让。实际上，贺子珍同哥哥的关系远不如她同妹妹贺怡那样密切。

　　贺子珍从福建回到上海后，正当她准备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不料疾病又向她袭来。有一天，她一觉醒来，发现她的左手抬不起来，左脚也不听使唤。她赶忙喊人，嘴巴发出的声音都变了调，呜呜哇哇，让人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的诊断是中风，左肢偏瘫了。她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

　　这个打击对贺子珍来说，是异常沉重的。在政治上没人阻碍她出来工作了，但身体又不行了。真是壮志未酬身先病，长使英雄泪满巾。这位从井冈山和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英雄，希望在眼前似乎又化为泡影。而且，“屋漏偏遭连夜雨”，这时医生又检查出她患有糖尿病，这又是一种难治之症。这表明，她今后的日子只能在病床上度过?

　　想到这里，她禁不住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她感到自己命运怎么是如此残酷？亲人们和老战友们来看望她，也不禁为她一生坎坷的遭遇而叹息。

　　正当她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上海市委的一个负责人到医院来看望她，报告她一个可喜的消息：她被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政协委员。这位负责人还告诉她，这次政协会议同时还增补了两名委员，这就是缪云台和王光美。这位负责人说，马上要派人来为她拍照，照片要同这个消息一起刊登。

　　为什么贺子珍能增补为政协委员呢？原来是这样的。1979年初，毛泽东的亲家、李敏的公公孔从洲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了贺子珍的状况。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常委。他在信中指出，贺子珍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长期受江青之流的迫害，建议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

　　很快，邓小平便作出批示，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于是，全国政协常委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然而，需查她的档案材料时，这时才发现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的中组部都没有她的档案材料，这个从1926年起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战士，在组织部门竟连一份档案都没有！

　　这是江青一伙人一手遮天企图把她从历史上、从现实中抹掉的结果。

　　当时在审议和通过贺子珍为政协委员时，全国政协的常委们对这种现象都义愤填膺，为贺子珍打抱不平。大家认为，江青对贺子珍的迫害，这是最毒辣的一手。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她，把她增补为全国政协的委员，这使贺子珍受到极大的鼓舞。她看到，自己的生话仍然存在着希望，她不能在哀愁中低沉，而是应该抓住人生的希望，让希望激励自己重新站起来。

　　于是，她决心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经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她积极配合医院和医生的治疗。在医院里，是医生、护士公认的最听话的病人，服从治疗。她听说，要使瘫痪的肢体恢复功能，除了按摩以外，还要进行针灸和理疗。这样，她每天的治疗时间就要拖得很长，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虽然她每天被折腾得很苦，但无怨无悔。

　　当医生告诉她，为了使瘫痪的左腿恢复功能，需要进行适当的活动，贺子珍也欣然同意了。每天吃中饭、晚饭之前，她由护士们搀扶着，要在病室里走上几圈。由于左腿不听使唤，她的步履艰难，很吃力，常常全身冒汗，但她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走完该走的路。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她的照片。

　　人们可以看到，照片上的贺子珍，满头银发，面颊丰腴，坐在轮椅上，正同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一起看画报，她的神态沉静安详。

　　这条配上照片的新闻，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熟悉贺子珍的老战友们惊喜地说，江青倒了台，贺子珍重见天日。

　　而并不认识贺子珍的年轻一代，在了解了贺子珍的大概情况后，也把她看成是传奇性的人物。

　　人们纷纷写信向她表示祝贺。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上海市委领导人，对贺子珍也十分关怀，不时派人到医院去探望贺子珍，问寒问暖，还征求过贺子珍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这样，贺子珍把放在心底30年的愿望吐露出来：“我想去北京，我想瞻仰主席的遗容，我想看看天安门。”

　　上海市委很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中央。

　　非常敬重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在听到上海市委关于贺子珍想来北京的报告后，立刻作出了安排。

　　1979年9月，一架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了北京。随即她住进了30l医院的高干病房。原来在上海负责她的医疗的医生、两名护士、两名服务员，也跟随她一起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后，贺子珍的情绪非常乐观。这是在她的后半生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的时期。她心情非常激动。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她原来的许多老战友康克清、曾志、钟月琴、彭儒、钱希钧等人，络绎不绝地来看她，她感到好快乐。这些老战友一直同她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要去看她。但那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像在北京那样，相见得那么频繁，那么集中。同老战友一起，回忆过去战争年月中一些有趣的琐事，这使她感到无比快乐。

　　她到北京以后，继续配合治疗，锻炼身体。这时，她仍然念念不忘要恢复工作。这个愿望在鼓舞着她，使她把病倒以后的生活过得充实，有意义。

　　到北京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一个要求，要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中央批准了她的要求。然而，为了安排好她的这次活动，医生和护士们以及家人可煞费苦心了。从医疗的角度看，她们不希望贺子珍到纪念堂见毛主席遗容。

　　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的神经经受不住过强的刺激。建国初期她骤然听到毛泽东声音的广播，1959年与毛泽东在庐山的会见，都使她的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因而大病了一场。现在她的身体比过去更差，半身偏瘫，还患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上两次大发作的状况，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但是，贺子珍这次到北京来，不正是为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吗? 不去的方案是不可能的。只能够采取其他办法，如缩短停留的时间、设法控制她的情绪，来使她不致陷于过度的悲痛之中。

　　在瞻仰前的两天，她周围的医生、护士、服务员，还有她的女儿、女婿就开始做她的工作了。他们不断地对她说，毛泽东的灵堂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不允许发出任何的声响，千万不能在那里大声恸哭，否则警卫们会认为有意破坏灵堂的秩序的。

　　贺子珍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人。她听了之后频频点头，记住了医生护士的话。

　　在去毛主席纪念堂的头天晚上，医生让她服了安眠药，让她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她梳洗完毕，就要出发了。她对护士说：

　　“我要手绢。”

　　她这是准备眼泪流出来时用的。护士随手递给她一条粉红色的手绢。她摇摇头，说：“不要红的，不要红的。”

　　最后，身边的人给她准备了一条白手绢。这条手绢，她一直用右手拿着，直到回到医院。

　　医生和护士推着她的轮倚，从毛主席纪念堂的正门进入。

　　贺子珍一见到前厅毛泽东的坐像，眼泪就像泉水般地涌出来了。李敏、孔令华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花圈，敬献在毛泽东的坐像前。

　　这是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1979年，贺子珍和李敏、孔令华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敬献给毛泽东的花圈的形状和留言，李敏都征求了妈妈的意见。桃形的花圈象征着一颗心，表现出贺子珍同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对毛泽东的一颗矢志不渝的赤胆忠心。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仍然活着的人会永远记着他。而“永远继承您的遗志”这句话，准确地表达出贺子珍此时的真情实意。她把自己称作毛泽东的战友，她觉得这个称谓再恰当不过了。他们曾经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经是两心相知的夫妻，这种同志、战友、夫妻三者合一的情感，一直贯穿在他们生命的长河之中。

　　贺子珍含着满眼的泪水，被缓缓地推进了灵堂。灵堂庄严肃穆，两排威武的年轻战士，肃立在水晶棺的两旁，贺子珍见到了在那里长眠着的中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贺子珍的泪水再次涌了出来。这时，她还是禁不住地哭出声来了。推着轮椅的护士连忙在她的耳边低低地说：“姨妈，这里不许哭的，千万不要哭。”“姨妈，你不要哭，你要坚强些。”

　　当时身边的医生、护士都称贺子珍为姨妈了。

　　贺子珍强忍住心中的悲痛，用牙齿咬着手绢，强制着把跟泪流进肚子去，不让哭声发出来。但是，眼泪仍然模糊了她的双眼。她是含着眼泪隔着几米远的距离瞻仰水晶棺里毛泽东的遗容，实际上看得并不真切，只觉得比1959年庐山会面时瘦弱多了。她还想靠近一些多看上几眼，但是轮椅既没有往灵柩旁边靠，也没有停步，还是按照原来的速度，缓缓地推出了灵堂，结束了这次瞻仰活动。

　　这次活动是很成功的。贺子珍参观了纪念堂后，虽然情绪上表现出压抑，但并没有出现精神失常的状况，更没有发作的症状。陪同她一起参观的人，在回到医院以后，有意转移她的注意力，一会儿讲天安门怎样壮观，天安门广场怎样宽广。一会又说人民大会堂怎样雄伟，人民纪念碑如何巍峨。这种精神转移法还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鉴于第一次瞻仰时贺子珍没有看清毛泽东的遗容，她的女儿、女婿建议让妈妈再去一次毛主席纪念堂。但医生都不同意，没有去成。这样，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只去过毛主席纪念堂一次，也就是在去毛主席纪念堂的路上，看了一眼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以后，直到她重返上海，再也没有离开过301医院的病室。

　　由于种种考虑和原因，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后，又返回了上海。这时，治好病重新工作的希望也越来越小，贺子珍又远离自己的亲人，在病榻上，继续度着寂寞的暮年岁月。

　　在贺子珍返回上海后，李敏知道妈妈思念她心切，曾专程到上海看望过一次，但这只能是短暂的时间，因为两个孩子正在上学，需要有人照料，她不得不赶回北京。

　　时间一天天过去。

　　到了1984年4月15日，正在生病躺在床上的李敏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告诉她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带病勉强爬起来，同孔令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奔机场去。她在飞机上心情沉重，本来有病的心脏现在跳得就更快了。她脸色苍白，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家里人安慰她，并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

　　飞机到达上海后，李敏一家坐着已经等候在机场的汽车，直奔华东医院。

　　听了医生对贺子珍病情的介绍，看到病重的妈妈，李敏心里很难受。她看到，妈妈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她难过得要落泪了。

　　贺子珍看到女儿一家都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好。”

　　李敏俯身靠近妈妈，细声地说：

　　“妈妈，你好吗? 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

　　李敏又问：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啊?”

　　“我肚子痛。”

　　这时，贺子珍的神智一直非常清楚，只是显得十分衰弱。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贺敏学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他说：“如果医院认为这种药太贵不能用，这个药费由我来出。”

　　医生表示，只要能有利于抢救贺子珍，是不怕费钱的。于是给贺子珍马上服用这种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果然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

　　以后两天，李敏和贺敏学两家人天天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更清楚了。她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

　　谁知这是危重病人的回光返照。4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处在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着。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她享年75岁。

　　亲人们拥到她的床前，流着泪同她的遗体告别。看到母亲就这样去世了，李敏万分悲痛。

　　听到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特地前来向贺子珍遗体告别，并慰问她的家属。

　　贺子珍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这些事都得由中央决定。当中央办公厅请示邓小平时，邓小平说明确地表示：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的葬礼定了规格和级别。

　　4月25日，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里举行了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畅、康克清送了花圈。白栋材、王芳、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琮英、刘英、彭儒、钱希钧、孔从洲等同志也送了花圈。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和政府送的花圈，也安放在大厅内。

　　贺子珍的遗体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贺子珍的遗容舒展、安详，如同静静地睡着了一般。

　　贺子珍的遗体在当天下午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回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些没能去上海参加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的老战友、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认识贺子珍的和不认识贺子珍的都来了，他们要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朴。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仪式就完了。

　　贺子珍虽然逝世离去，但她那曲折而不平凡的人生乐章，她与毛泽东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却久久地萦绕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