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毛泽东年谱》这部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中，是这样记载少年毛泽东在东茅塘的读书生活的：“（1910）春，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

　　那么，毛泽东转学东茅塘读书的详情，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1909年，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府学秀才毛麓钟，在韶山东茅塘开办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招收韶山冲毛姓族人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入学。私塾设在东茅塘的面山楼，一共只有十多个学生，但大都是韶山农家子弟中的佼佼者。

　　毛麓钟的声望和道德文章，在韶山一带是有口皆碑的。毛麓钟派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居韶山冲东茅塘屋场。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四端）系嫡堂兄弟，是以读书而振家声的著名士绅，在满清曾任过几县的县丞，既有文才，又善于辞令诉讼，乡间凡遇有重大事项皆请其到场加以排解。父亲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毛麓钟就是生长在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从小在祖父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生活勤俭朴素，学习刻苦自励，终于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应考经柯学使甄拔补人郡庠”。科举时代称府学为“郡庠”，也就是说毛麓钟是长沙府学秀才。青年时代的毛麓钟，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视国为家，四处漂流，“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不满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回乡，不问政事，闭门隐居，并自称“韶山小隐人”。

　　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痛定思痛，毛麓钟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对满清政府的愤慨转而反抗，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政治态度转而赞成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还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开办新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坚船利炮，富国强兵，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他联络地方绅士在韶山兴办学校，开启民智。

　　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并且家庭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的父母对毛麓钟这位有府学秀才功名的族兄，素来十分敬重。毛泽东初发蒙时，偶有调皮捣蛋、学习不肯用功，他们就常拿这位堂伯作榜样，来教训儿子，指望他能像堂伯那样专心攻读，将来学有所成。由于受父母的影响，毛泽东自幼便格外敬畏毛麓钟。每逢年关，在官衙做幕僚、谋士的毛麓钟回乡，父亲带着他去拜见这位堂伯时，毛泽东总是躲在爹爹的身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穿长袍马褂、颇有威仪的长辈。在他那幼小的心田里，最初的奋斗目标是——学堂伯的样子，长大做一个有知识而受人敬重的人。

　　毛麓钟辞却军职，回到桑梓之地兴办学堂的消息不胫而走，有钱人家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到他这里就读。就是一些穷人，也因仰慕他的才名，都想方设法让孩子到毛麓钟门下读书。毛麓钟办学本不为衣食之虞，而是图培养人才、报效国家，因之所取学生多是品学优良之士。

　　毛麓钟的东茅塘私塾兴办的时候，也就是1909年的秋天，毛泽东正在乌龟井的毛岱钟手下读书。听说堂伯回家乡办了学，他十分高兴。看到冲里不少人到东茅塘上学，他心里痒痒的，很想到堂伯门下去进修几年。可是，这一期的银子已经交给毛岱钟老师了，如果半途而废父亲是不会答应的，他只好暂时放下转学念头，安下心来在乌龟井私塾读了半年书。

　　转眼间，1910年的旧历年到了。过完“正月半”，毛泽东就对父亲说：“爹，我去法科生先生那里读了半年，操练了一点本事；要是再跟秀才二伯去补一补课，将来出去搞事，就越发靠得住了。”

　　毛贻昌知道毛麓钟见多识广，很有学问，他本人虽说没有做大官、发大财，但人品和学识在韶山冲却是数一数二的。儿子如拜师他的门下，的确是个难得的求学机会。再说儿子大了，一般的老师管束不住他。平日里，他最服他“秀才二伯”，放在这位严师手下，家里也省心。经过麓钟大哥的精心栽培，三伢子将来兴许有些出息。想到这些，毛贻昌打算依了儿子的心意，让他从乌龟井私塾退学，转到东茅塘。于是，他答应了：“好吧，先去秀才二伯那里读半年，看看吧！”

　　毛泽东见父亲满口答应，十分欢喜。出了正月，他请父亲到乌龟井辞了学，然后就收拾行李和文房四宝，转读东茅塘，住到毛麓钟二伯家里去了。

　　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先生的十余名学生当中，聚集了韶山冲一带最优秀的青少年，这些人中有毛泽东、李耿侯、毛新枚、刘伯庚等，其中毛泽东年龄最大，大得与他的私塾生“身份”有点不相称。但是，却又数他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作得最好。

　　这些，自然博得了十分爱才的毛麓钟先生的赞赏。多年来，毛麓钟在外面谋生，对家里的情况不甚了解。他只听说，自己的堂弟、上屋场的毛贻昌家，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儿子，叫石三伢子，他还听说，这石三伢子是个“调皮王”，在蒙馆专跟先生“捣蛋”，把老师都气跑过。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自己的这个侄儿秉性是这么好，读书的天份是这样的高！毛麓钟以他特有的眼光认定：自己的这个学生加侄儿极有发展前途，将来在自己所教的学生当中，最有出息的当非他莫属；就是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也将寄托在他的身上。

　　上述发现，令毛麓钟喜出望外。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受做县丞的父亲的影响，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将科举作为自己唯一追求的目标，力图在政治上寻找自己的价值。可是，许多年过去了，仍然功不成名不就。每每思虑至此，他都感到前途黯淡，心灰意冷，曾产生过息影田园、隐居山野的想法。是戊戌维新志士的呐喊，猛然惊醒了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回到生身之地韶山，在家乡兴办新学，培养人才。但他没有想到，刚开始授徒，便遇上了毛泽东这样大有造化的学生。这怎不叫他欣喜异常呢？

　　大概就是打这时候起，毛麓钟先生抱定这么一个心愿：精心教育培养毛泽东，用全部的心血和汗水，去浇灌这棵幼苗，使他长成参天大树；用全部的知识与智慧，去雕琢这块“璞石”，使之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

　　在东茅塘私塾读书时期的毛泽东，经过两年多辍学劳动的磨炼，有感于乡间生活的贫乏和读书求知的不易，因而在就学机会失而复得之后，学习开始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由天资聪慧转向天份加勤奋。在这段求学的日子里，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手不释卷，格外刻苦用功。

　　对此，毛麓钟一一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是，他没有嘉勉自己的学生和侄儿，他怕毛泽东这种对于学习的自觉和勤奋，是来自于两年多繁重体力劳动的挤压，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萤火般地一闪而过。为了使这种自觉和勤奋能够持久下去，毛麓钟经常向毛泽东讲述古人立志成才、以图报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外，还以他特有的思维定势，把“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不时向毛泽东讲述毛氏家族的兴衰史。希望毛泽东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为振兴家族而发愤读书。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也是个宗族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使一个家族兴旺发达应该成为全体家族成员的凝聚力，正是靠这种力量使然，家族的成员们才能一代一代地不懈努力奋斗下去。他觉得毛泽东是个悟性极高的毛氏后生，应该让他明白这个事理。所以，他打破惯例，虽然毛泽东尚未成年，仍让他阅览《毛氏族谱》，使之了解毛姓家族的起缘和发展状况，藉以激发他为振兴家门而好好学习。

　　知道了毛氏家族的历史后，毛泽东这才明白，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看那发黄的族谱。他恍然悟出：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只有全家人的团结和睦，家庭才能兴旺；只有全体族人的齐心协力，家族才能昌隆，像毛姓这样华夏最古老的氏族，才能经千百年而不绝；只有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国家才能够繁荣富强！

　　当然，毛麓钟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学习和进步。他除了在课堂教好每一节课外，还十分重视抓好毛泽东的课外学习，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籍。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代儒家的经典，如《诗经》、《论语》、《孟子》等，以及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字的总集和专集等。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毛麓钟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给他点读历代名家传世之作。

　　《史记》是毛麓钟先生给毛泽东点读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毛麓钟告诉学生：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二人，一是与他时代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一是跟他时代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是史学界呈鼎立之势的三部大书，故而有读史必读《史记》之说。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花了很大功夫攻读《史记》。这本书使他对中国历朝之事有所了解，并从中懂得了不少兴衰与得失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按老师要求，阅读了《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终身精著之书。毛麓钟先生点读的上述书籍，大大地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之受益颇丰，进而在他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毛麓钟还根据自己对毛泽东的期望值，辅导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贞观政要》等书，并进行了细心的讲解。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帝王之书”，是仕人必读之书。毛麓钟教毛泽东这些书，其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啻是治国安邦的启蒙教育！

　　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诗词辞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往往一时兴起，以手击节，低头吟咏，不能自已。他的这一爱好，自然而然地感染着他的学生。毛麓钟见毛泽东对诗歌辞赋产生了极大兴趣，便悉心地教他朗读、背诵，同时教他习诗作赋。

　　毛麓钟让毛泽东背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觉得其诗句虽短，内容却情深意长，读来余音缭绕，回味无穷。

　　毛麓钟很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思想主题，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事，毫无雕琢之工，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青少年学习和模仿。所以，他要毛泽东学习这首诗。他十分赞赏诗中那哀婉动人的故事，悠扬宛转的诗句，还有那给世人留下的谆谆告诫。他将这首长诗亲手抄录给毛泽东，让学生吟咏、揣摸。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对诗歌辞赋的学习进步很快，他不仅熟读了几百首古诗，即使是很生僻的诗句，竟然也能稔熟于心，倒背如流。从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陈宽的“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能会”；再到庾信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背诵，毫无差池。据闻，他的这种熟读古诗的兴趣和超常的记忆力到老不衰，一直伴他度过一生中轰轰烈烈的最后岁月。

　　有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话不无道理。正是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手下奠定了扎实的古诗词功底，毛泽东才能在日后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好诗，并享有“马背上的诗人”和“领袖诗人”的美誉，为他的政治生活赢得了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对此，历史是早有定论的。

　　毛麓钟不但精心给毛泽东点读诗书，而且还教给他怎样去求取真知。老先生是位见过大世面、有一定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大搞读死书和满堂灌那一套教育方法，而主张让学生独立思考，感悟真知灼见。平时，他经常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来到私塾后面的龙头山上游览踏青，让学生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奇观，领悟人生的真谛。在那块被儿时毛泽东叩拜为“干娘”的观音石下，毛麓钟把自己在外谋生的曲折经历和所见所闻告诉毛泽东，并向他和同学们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教他们热爱名山大川，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养成高尚的情操、广博的胸襟。

　　为了启发学生把课堂学习与社会联结起来，也为了使自己不致于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毛麓钟结合课堂教学，常向学生讲述古人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探寻世上万事万物奥秘的事例，灌输学以致用，“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若不适用则“与未尝读书同”的道理。例如，他在给毛泽东点读《史记》和《日知录》时，就曾讲述过司马迁和顾炎武的治学精神，认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提倡实地考察研究，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堪称一代文人楷模。毛麓钟对太史公司马迁尤为推崇，要毛泽东多读《史记》，说是：“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迷”上了《史记》和其他史籍，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节操，都使他深为折服、感佩。后来，他在读书笔记中曾这样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当时读书体会的写照罢。

　　由于毛麓钟的苦心教诲，毛泽东虽然仅在东茅塘私塾学习了半年时间，可所学的知识比别的同学多得多。毛先生的思想、学识和人品都影响着毛泽东，他感到拜师毛麓钟门下身心受益匪浅。

　　韶光易逝，岁月如流。过了桃红柳绿的早春二月，过了杜鹃漫山竞妍的清明时节，又到了荷花出水的六月炎天……半年的时光瞬息即逝。经过短暂半年时间的相处，毛麓钟先生深感韶山冲这个小小的山村，已藏不住即将展翅的雄鹰，东茅塘这区区的斗室，已容不下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

　　在毛麓钟的指点和帮助下，1910年秋毛泽东踏上了去湘乡东山学校的崎岖山道。在告别故乡、告别亲人的时候，他怀着依依惜别的激动心情，改写了毛麓钟教给他的那首由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日本人所写的七律诗送给父亲，以表达自己此去他乡谋求大业的宏愿和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新中国成立后，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常去北京，到毛泽东家拜访。毛泽东与他交谈叙旧，多次提到他父亲毛麓钟，称赞“老先生有文才，诗做得好，是个好秀才”，并曾十分荣耀地说：“我在他手下读过书哩。”

　　1967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到长沙时，特别向湖南省党政负责人华国锋、黎原等人询问毛麓钟后人的近况，此时，毛麓钟之子毛泽普已更名戈楷，在省科委担任副主任职务。黎原汇报了毛泽普的情况后，问毛泽东：“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毛泽东笑着说：“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岁，但论辈份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哩！”

　　说完，毛泽东半晌低头不语，陷入了对老师的深切怀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