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今天的年轻学子们或许不太清楚：当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得到众多良师益友的精心教育、培养和呵护的同时，也曾遭受同时代里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学生同样的际遇——因与旧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

　　1915年，毛泽东因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记过”处分后，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都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和师长对着干的“刺儿头”，而备加歧视。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一向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在入学近4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刚到一师走马上任的校长挽留了他，鼓励他继续攻读完自己的全部学业。这位对毛泽东备加爱护的新校长，便是当时在湖南教育界颇享盛名的孔昭绶先生。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载：“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他历任长沙多所中学、师范学校教师，于1913年和1916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第一次在一师主政的孔昭绶，是学校教育和校园建设蓝图的设计者。一师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又因湖南响应武昌起义而停课。经请银5万两大规模复建后，新校园于1912年夏季落成，同年秋天学校复课由“衡清试馆”迁回新舍。孔昭绶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年春接任一师校长的。

　　复建后的一师，校舍规模颇为宏伟，但又是一座空楼，各种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都在大火中荡然无存，许多教师也因停课停薪离去，一切都须从零开始。孔昭绶走马上任后，开始了全面的革新和再创活动。

　　就在孔昭绶潜心为振兴一师努力的时候，灾难已悄悄向他逼近。其时，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称帝复辟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芗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退守广东。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一时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芗铭所忌恨。

　　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芗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1916年夏，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汤芗铭离湘，谭延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这时，孔昭绶也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他得知国内政治动态后，即从日本归国。鉴于他的声望和办学经验，谭延委派他再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

　　可是，就在孔昭绶赴任的头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署名“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

　　孔昭绶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退学申请，又从“学生花名册”上查阅了毛泽东的简历，心里不由寻思开了。他想，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是长沙第一流的，不少三湘子弟都争相前来投考这所学校。而毛泽东——一个韶峰脚下山民的儿子，能来这里读书，按理论之也属不易的。可他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和隐情呢？

　　孔昭绶决定先弄清事情原委，再在退学申请上签字。

　　在处理完一些新学期的准备事项后，孔昭绶请来了好朋友、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向他了解起毛泽东的情况来。方先生在具体地介绍了毛泽东的详情后，对好友说，毛泽东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校方的某些作法有意见，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而受到了原先几任领导的非难。他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才不得已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孔昭绶的内心很不平静。他想，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据方先生所言，毛泽东正是一位能够“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的异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而决不能让这样的优秀学生流失掉。否则，我们当老师的就是一种失职。想到这些，孔昭绶决定立即找毛泽东面谈一次，做做这个学生的挽留工作。

　　恰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来催他的报告。于是，这两位刚刚见面的师生，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

　　在孔昭绶诚恳耐心的启发下，毛泽东向新来的校长袒露了自己的心曲。

　　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孔昭绶校长：他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向新校长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他以为，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第一师范本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可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又增设了农工商各科，用他自己比喻的“杂货摊”来形容，倒有几分相像。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他学习历来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凭兴趣、爱好去读书。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还是看不下去。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有的课目成绩不太理想。学校靠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他又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毛泽东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以他倔犟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因之，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但是，中途退学又往何处去呢？他考虑，求学总得要个地方，依然像在定王台图书馆那样去自由读书，家里定然是不同意的，一旦中断提供费用，自己靠什么生活？再说一师还算得上一所办得认真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大多数来自贫寒之家，家里很富有又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是不愿进师范的。因此，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带来的恶习，逐步形成了一种勤劳俭朴、认真踏实和刻苦读书的好学风，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对自己求知还是有益的。此外，杨昌济和黎锦熙二位先生得知他有退学的想法后，也出面进行劝阻或写信做说服工作。基于这些因素，到底是去是留，他举棋不定，一时难作决断。

　　就这样，他送走了1916年的春季，又挨过了一个不算短的暑假，眼看着新的学期就要开学了，他仍在犹豫徘徊。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刚到任的孔昭绶校长递交了退学的书面申请……

　　“总的来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毛泽东总结式地对孔校长说。

　　听完毛泽东的讲述，孔昭绶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因此，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他只是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告别孔昭绶以后，毛泽东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朋友萧子升。萧子升比毛泽东高两届，孔昭绶第一次在一师当校长时他正好也在这里读书，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告诉毛泽东，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十分爱护学生，在原来的一师甚得人望。萧子升劝毛泽东，听孔校长的，留下来，不要走。

　　于是，毛泽东接受了孔昭绶校长真诚的挽留，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9月初，孔昭绶正式就任第一师范校长。为此，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暨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孔昭绶在新任学监方维夏等人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台下一千多名师生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反帝英雄和老校长的归来！

　　在会上，孔昭绶饱含热泪，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1914年1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讲到在异地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讲到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继而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从这一刻起，毛泽东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学校，他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头顶上的天是新的，太阳是新的，就连学校那几幢已盖了几年的灰砖青瓦“洋楼”，也似乎是新的！

　　也许是从这一刻起，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从新的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拄天大木”茁壮成长的沃土。

　　老校长孔昭绶重回一师，在师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说人心所向也罢，说众望所归也行，都绝非溢美之辞。这不仅有他反帝倒袁的声名在，还有他在一师的办学成果在。

　　重返一师的孔昭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由于时局与身体的原因，1918年暑假，孔昭绶辞去了校长职务，后不久在长沙病故。但是，后人忘不了他在一师的建树。一师校史中高度评价他说：“孔昭绶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因此，孔昭绶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以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

　　这期间，孔昭绶所采取的一项影响最大、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革新举措，当首推组建一师学生志愿军一事。

　　1916年秋，孔昭绶就任一师校长后不久，在一师校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学生志愿军成立了！

　　这件事不啻在校园扔下了一颗炸弹，整个第一师范沸腾起来了！

　　历来讲经论道、学文习字的学校，为什么创办军队，练起兵操来了呢？这事还得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孔昭绶校长的办学宗旨说起。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湖南当军事要冲，自1912年起，南北军阀谭延、汤芗铭、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等更替督湘，湖南惨遭兵祸。第一师范地处铁路线边沿，校舍又宽敞，遂成为驻兵之所。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出任一师校长时，汤芗铭就曾派部属在此驻扎。因此，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师生安全常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附近居民也感到极不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护教学秩序和生员安全。这便是一师创办学生志愿军的最初发端。

　　但是，真正促使学生志愿军很快成立的深层原因，是校长孔昭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结果。

　　曾留学日本的孔昭绶，对日本学校教育中推行的那种“军国主义”教育十分推崇，痛感于中国国力羸弱，他认为军事可以强大国防，还可鼓舞民心士气，振国兴邦。因而，他十分赞同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把这四个字写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正是基于在一师实行“军育”的教育方针，创办学生志愿军这一计划开始在孔昭绶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约在1916年10月，孔昭绶亲自给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写了一份《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呈文”开首，就其指导思想写道：“兹昭绶忝再任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自应勉竭绵薄，诉之良心，积极改进，整理计划。首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至军国民教育尤非仅橥主义，虚悬理想，即足以策进行而收实效。”

　　接着，孔昭绶在“呈文”中陈述了试办学生志愿军的四条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

　　“呈文”最后指出：“惟枪械不备，凭虚讲演，终鲜实用。”故请按二连人数拨给枪械。

　　呈文上报省府后，谭延当即照准。他还亲自确定“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以“对于各种命令指挥均须绝对服从为天职”，以中华民国国庆日为志愿军成立纪念日。一师学生志愿军遂于10月底正式宣告成立。

　　孔昭绶的这一创举，在一师师生中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有的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的窃窃私语，颇有微辞；有的置身事外，作壁上观。据萧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之间便对此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一次讨论中，萧认为学校推行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他还根据这一主体思想，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以美学代宗教》。毛泽东不同意萧子升的看法，觉得“军育”是最值得提倡的，坚持认为“军育更为重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辩解说：“德性的完美早已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如果民族软弱，完美的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反问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谁也未能说服谁。萧子升不赞成组织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则成了最先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随后，许多同学都踊跃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

　　最后，学校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体格健壮、品学优良的学生加入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每班14人，计269人。校长孔昭绶亲任学生志愿军“总指挥”。

　　从此直至毕业，毛泽东经历了近两年的学生志愿军生活。这段生活，不仅在他的头脑中注入了尚武精神，还使他经受了严明的军纪的考验，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钻研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特别是战争谋略的兴趣，从而为他提高自身军事素质，为日后图谋亘古大业蓄积了力量。纵看毛泽东的一生，这些在他日后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年一师学生志愿军中的“连部上士”，10多年后能成为威震四方的“红色山大王”，30年后又能成为率领数百万雄师直捣“黄龙”的统帅，绝不会与这段经历毫无关系……

　　1917年11月间，第一师范的师生和全长沙城的居民一样，日夜惶恐不安，都担心着一场即将降临的兵灾战祸。

　　事情是这样的：北洋军政府段祺瑞派往湖南镇压护法运动的北洋军阀傅良佐，被桂系军队谭浩明所部打败。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卒逃出长沙，朝湖北方向溃退，而谭浩明部还驻守在衡山、湘乡一线，不能及时赶到长沙。于是，长沙暂时成了一座空城，仅靠数目很少的警察维持秩序。这时，忽然传来这样的消息：驰援傅良佐的北洋军某混成旅之一部，闻知傅良佐已败走湖北，也无心恋战，便由株洲、湘潭方向沿粤汉铁路撤往长沙，已经到了距第一师范不远的猴子石一带。

　　这个消息，霎时传遍第一师范。全校近一千多名师生员工完全陷入了紧张慌乱的状态之中。在全体师生大会上，校长孔昭绶向大家报告说：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必须立即作好准备，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时躲避，等号令马上出发。

　　听了孔昭绶的敌情报告以后，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开会场，他坐在礼堂的方桌前，手托腮帮，眉头紧锁地沉思起来：近年来，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湖湘百姓惨遭兵祸，一师师生也饱经战乱之苦。事实证明，消极躲避总不是个办法。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且不说一千多人的师生队伍撤退困难，就是人撤离了，一师校园势必是溃兵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样，学校数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校舍，还有初具规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岂不要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觉得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学校再遭兵灾，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随即，他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之后，一个依靠学生志愿军开展护校护城的方案形成了。

　　于是，毛泽东来到校长办公室，向孔昭绶谈了自己的想法。孔昭绶不放心地问：“润之，以200多名学生军去抵挡数千余众的溃兵，这能行吗？”毛泽东分析道：“如果师生撤离学校，学校空虚，溃兵必定进校打劫；相反，如果积极组织起来保卫学校，倒比离校避难要安全一些。再说这些溃兵为什么仅在城外徘徊而不入城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城里的情况而不敢贸然行动。如果趁他们又慌又累，立足未稳而主动出击，是可以将他们赶走的！”听完毛泽东的意见，孔昭绶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提醒毛泽东：“润之，此事关系到一师1000多名师生员工的安危，责任重大啊！”毛泽东从校长那严肃的话语中掂量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稍加思考后郑重地答道：“您放心吧，校长……”

　　尔后，毛泽东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听溃兵的真实情况。他经过侦察得知，这些溃兵已完全陷入饥饿、疲劳，又不知道长沙城内的兵力情况，害怕再遭打击，犹如惊弓之鸟，已经丧失战斗力。如果组织力量来击退这些溃兵，是完全可能的。他经过周密考虑，立即返回学校，向孔校长提出应急方案：组织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收缴他们的枪械。

　　孔昭绶经过与方维夏和其他老师紧急磋商之后，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授权毛泽东全权指挥学生志愿军。毛泽东受命后，立即会同孔校长作出决定：抽调配有枪支的学生志愿军100名左右，做好出发准备；紧急动员全校师生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学校所有门，形成多道屏障，准备迎战。接着，他又带着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分局，联络警察统一行动。这样，全校师生、抽调的学生志愿军和一些警察，都统一归毛泽东指挥，他成了“三军”的统帅。

　　时将黄昏，孔昭绶和毛泽东率领荷枪实弹的学生志愿军，并携带着爆竹和煤油桶，分成三队，绕道潜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居高临下的包围之势；同时，让警察扼守在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这时，溃兵心惊胆颤地向北移动，企图进城。待到距伏击区不远的地方时，警察和学生军在山头上一齐开枪射击，同时一边鸣放装在煤油桶里的爆竹，一面齐声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不杀！”霎时间，枪“炮”齐鸣，喊声震天，犹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北军本是惊弓之鸟，经此突然袭击，队伍顷刻瓦解，士兵东躲西藏，溃不成军，约有3000余人当场缴械投降。当晚败兵露宿在第一师范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送回北方去了。

　　就这样，长沙城免除了一场兵祸。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都夸他“浑身是胆”。孔昭绶为嘉许毛泽东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提升他为一连连长。

　　对于这次军事行动，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很满意，他觉得不仅受到了实战的锻炼和考验，还初尝了统率士卒、纵横驰骋和谋定后动、挥洒自如的惬意，使他对战争的艺术有了初步的兴趣。很久以后，毛泽东还在闲谈中提到，说他“搞军事，那才是第一次呢”！

　　有了这次经历后，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时，张敬尧部队侵入长沙，孔昭绶便再次授权毛泽东组织了“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护卫学校。这年4月，湘东战事仍然很紧张，长沙城内风声鹤唳，居民连觉都不敢睡。毛泽东则带领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地保卫着学校，从而使学校仍能照常上课。为了纪念这件事，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

　　“知识和勇气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曾经“留洋”的孔昭绶熟悉这句外国名人的著名论断。或许他从第一师范求学时那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毛泽东身上，窥视到了寓于普通之中的不普通，平凡之中的不平凡；从毛泽东学生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超常的智慧和胆识中，憧憬到了来日“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的栋梁之材。于是，他亲手将毛泽东当年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组织“警备队”护校等详情一一记入《一师校志》中，连同毛泽东亲笔书写的1917年至1918年间《学友会纪事录》一本、《夜学日志》两本，一起珍藏起来。从而为后人研究一师校史和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他当初与毛泽东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找到了有力的佐证。1951年，人们在已经故去很久的孔昭绶家中，发现了这些珍贵资料，遂将它献给了国家……

　　孔昭绶在第一师范为开创民主教育所做的种种努力，恰似一阵阵春风，吹去了一师的沉沉暮气，给它带来了一片勃勃生机。

　　一师变了！她以崭新的风貌矗立在莘莘学子面前！

　　——学校的入口处，书写着“德、智、军、美”四个大红字，包容了学校的办学和教育宗旨，它把一所新型的学校昭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当然，这些只是外观上的变化，真正深层的变化还是如前所述的民主教育的兴起————在孔昭绶的领导下，以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为目的的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创设学生志愿军，举行运动会，成立劳动会，加强职业培训，实行修业旅行，等等。

　　这些组织和活动，充分反映了孔昭绶为培养人才的办学愿望，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此，以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把一师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锤炼坚强的意志，砥砺高尚的品行，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卓越的才能，他们从早期参与这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发展到后来投身于爱国和革命运动，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骨干。

　　特别是毛泽东，这一阶段对于他意义非凡。在孔昭绶两年的校长任期内，是他生活之路的转折点，更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端！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