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恭录《离骚》与《九歌》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喜欢在读过的书籍上作批注，坚持写课堂笔记和读书心得。他早年批阅过的书籍和撰写的笔记、日记很多，带回韶山冲老家的就有一大网篮。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族人为了防备反动派的搜查，把它搬到山后烧掉。他的塾师毛宇居不忍心，从火中救出一本课堂笔记，现在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47页（94面）。前面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面36页题名《讲堂录》，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笔记，当是1913至1914年听杨昌济与袁仲谦两位老师讲课时所记。

　　《离骚》和《九歌》系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可见爱好之深。

　　如众所周知《离骚》和《九歌》都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正当国势积弱变衰的转折关头。作为宗室贵族的一员，他在楚怀王时曾担任过仅次于令尹的要职左徒。他主张修明法度，选贤任能，实现富国强兵，对外联齐制秦，这些进步主张曾一度得到楚怀王的支持，但不久便遭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人谗毁，被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顷襄王时，再度流放江南。因忧伤国事，发愤乍为辞赋，倾诉其眷念祖国和人民的情愫。后秦楚交兵，楚接连丧师失地，怀王入秦不返，郢都亦遭残破，他怀着满腔的哀怨和愤怒，自投汨罗江而死。而其高远的理想、卓绝的人格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历史巨变与心灵上的波卷澜翻，便集中反映在那些优美卓绝的辞赋之中。

　　（二）浪漫主义的悲剧

　　《九歌》是屈原采用楚国民间祭神祀鬼的歌曲为原始材料，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作品。全套歌词，具有浓厚的浪漫气息，充满神话色彩和优美想像，是屈原的重要作品之一，但与屈原本身的遭际无直接关系。

　　《离骚》题意为“遭逢忧患”，是屈原自叙自诉之作。全诗二千余字，约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叙述自己志洁行芳的品格和修养，辅佐楚王励精图治的奋斗努力，适后遭谗被疏的原委，并揭露楚国的黑暗现实与政治危机。第二大段，通过神话传说和超现实的手法，假托男女恋情，抒写自己追求理想而不可得的矛盾痛苦心理。最后一段，借助求神问卜来摆脱苦闷彷徨，却得出了楚国不可久留的结论，因而飘然远引，开始幻想的漫游。但爱祖国、爱人民的强烈感情战胜了远适异国的幻梦。一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终于决心以生命殉祖国、殉理想。全篇曲折变幻，波澜迭起，而贯串其间的一条主线，则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这条主线又展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诗人的理想与现实环境的矛盾；其二是诗人远游自疏的心态与眷恋故国之情的矛盾。两者互相纠结而构成诗人心灵上的悲剧性冲突，整个诗思便以浪漫主义手法扣紧冲突而逐步展开。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实主义着重于对客观世界的具体如实的描绘，它以客观现实生活为主要的反映对象；而浪漫主义则侧重于直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充分揭示自我的精神面貌，抒发内心的种种矛盾。《离骚》所展示的悲剧，既是屈原内心世界的悲剧性冲突；也是统治集团中个别先觉者与整个腐朽势力发生冲突而酿成的悲剧。

　　（三）“骚之苗裔”

　　艺术创作，“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鲁迅）唐代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宋代的辛（弃疾）词，都是屈骚的继承和发扬。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毛泽东终身酷嗜屈骚，兼爱三李诗与辛词。更难得的是，他自己又是一个洋溢着屈骚情怀的浪漫主义诗人。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有《挽易咏畦》（1915年）和《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等诗作。后一首诗并有句云：“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明显地追踪屈骚遗响。至于他后来的诗词，更是充满着奇诡的想像和意境，在他正式发表的五十首诗词中，就有二十二首化用了各种神话传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

　　当然，毛泽东的创造活动决不限于诗的艺术世界，他更善于在政治、军事等现实世界中自由驰骋。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虽然也有像屈原那样横遭贬谪的倒霉时刻，但从全过程来看。却是冲波逆折，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曲凯歌。诗词的艺术世界与政治的现实世界既有距离又有相通之处。屈骚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激励着他的战斗生涯，成为他席卷神州江山的内驱力，这是无疑的。到晚年，浪漫主义精神又被极度夸大和扭曲，甚至演变为发动“大跃进”和“文革”狂澜的深层心理基因。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鲜有涉及者，尚待作进一步的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