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吉尔斯领事报告：“在士兵内部，或者在士兵与当地居民之间，连续不断地发生争吵……一个被怀疑是满洲间谍的人，被军人们在大街上劈成碎片。然后，他的头会被砍下来带到督军府。另一个人被绑在一种三角形的东西上，打得满身窟窿。”反叛是有企图的，在这种场合，召集了毛所服役的军队去阻挡几千正在进城的叛军。一位资深的中国指挥官抱怨，那些人全都不守纪律，“他们认为死亡是值得称赞的行为，认为混乱是正确的举动。傲慢无礼等同于平等，强迫高压与自由相等”。当无政府状态隐约可见之时，在北京的美国使馆命令它的公民离开湖南，直到复稳定。毛所属的那个连队驻扎在法院里，它在以前的省议会大楼中。新兵们的许多时间是为长官做杂事，并且要从南门附近的沙春泉挑水回来。许多新兵是文盲，是“轿夫、流氓与乞丐”，如同一份同时期的原始资料中诋毁性地叙述的那样，他们当兵的想法是要以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军人身份出现。毛为他们写信，这样就赢得了他们对他的欢迎，他后来说：“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在他的生命中，他第一次接触了工人，他特别喜欢其中的两个人，一个矿工，一个铁匠。

　　而他的革命热忱是有界限的。他解释，“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像其他士兵做的那样。他付钱给小贩，让小贩为他挑水，这恰恰表明了他的学者派头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他后来花了若干年时间反对的东西。有段时间，他管辖中的一些人承认占用了已经减少的每月两元的伙食津贴，直到革命成功为止，毛拿了整整七元。在付出伙食费、挑水费以外，他把钱全花在各种各样报纸上，他贪婪地读报，这习惯他一直终生保持。

　　12月初发生的两件事，标志了满清反抗的结束。清王朝的军队放弃了南京，这个他们在南方的重要据点。袁世凯，以前的直隶总督，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掌握军权的人，他担任临时总理，他的立法委员会已经采取行动，批准了在武昌停火的命令。

　　永远要小心政治变化的迹象，许多人首次保留了一根假辫子，盘在他们的头巾下，准备恢复满清王朝统治时再放下来。但那种可能性不存在了。1912年新年，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国第一任大总统。作为这一时刻的标志，长沙当局举行了阅兵式：“军号响国旗飘，乐队奏乐，士兵雄健地歌唱……每家商店都挂起彩色旗。旗帜两边是红条，中间是黄条。”有传言说：派一支远征军到北京，迫使袁世凯和北洋军队认可孙中山的领导，并且举行了群众大会反对把袁世凯作为国家领袖的提名。但是，就像毛回忆的那样，“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12月12日，皇帝引退，两天以后，在袁世凯的窃喜中，孙中山的权力旁落。

　　毛在军队里一直待到春天。其时，维持过分膨胀的革命军的大量开支迫使军人大规模地复员。“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毛后来说，“……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几个月来，中国没有了各种新方式、新思想、新热忱与新希望方面的猛烈的动荡，作为正统的封建王朝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突然消失了。湖南的新都督谭延闿，由于他具有自由主义新思想，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北京控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在他的政体下，禁止种植鸦片，禁止进口麻醉品。每一个行政区域都设有新的、独立的立法机关。这一次，对英国领事的惊慌，他允许自由的新闻报道，他以极大的热情强烈地反对强权。湖南省行政当局鼓励地方工业的发展，禁止资金广泛外流，教育预算是过去的五倍，在一定的程度上通过惩罚性的土地税筹措资金，即对那些保守的绅士家庭，以他们亲满为由向他们征税，“现代新学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毛回忆：酒馆、戏院与妓院也这样冒出来了。甚至在长沙的外国人也赶上了这一时代潮流。有一个人写道：“那些新人真正想要成为好的统治者，他们总体上都做得不错。”

　　就像永远处于革命变化的时期一样，最早的变化总是象征性的。小女孩开始剪短头发，不要人伴随就出现在公共场所。她们的母亲胆怯地跑到外国医生那儿咨询，她们裹残废的小脚是否能治。清王朝的灭亡为剪了头发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异的新世界之门。“人们戴着宽边低顶的英国毡帽、主教的帽子、蓝平绒骑士帽，以及任何一种他们能得到的帽子。”一个不胜茫然的记者评论道：“古老的红顶花翎（成为）……被革命法律禁止的帽子，因为花翎是满清统治下英雄的标志。毡帽、棉布帽盛行，而所有的最滑稽可笑的是看见一个连队在操练，而率领他们的连长头戴丝绸大礼帽。”

　　这可能是奇怪的，也使人糊涂，但在公众的头脑中，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帽子。大批中国人第一次开始向传统价值和传统举止提出疑问。外国的影响在缓慢地聚集，由于那些得到过朝廷赏赐的守旧的绅士们这些影响开始不大，在后来的十年中，突然变成一片滔滔不绝的洪水。激起中国知识界的激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对18岁的重新恢复过来的毛来说，这是一段混乱的、变化无常的时期，并且没有结束的可能性，他以年轻人的所有的乐观主义思想理解这些：（我）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

　　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外一位朋友劝告我，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向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我真的参加考试而且被录取了……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元钱报名。

　　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结果是一场灾难。毛的父亲满意于儿子最终的选择，他也曾从潜在的商业经历中受过益，很乐意地为毛提供了足够的学费。而毛发现学校里许多课程是用英语讲授，他的英语只比那些刚入门者好一点点。一个月后，他便离开了这所十分讨厌的学校。

　　这些他后来称之为“求学经历”中的下一次，是他进入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重视课程设置、特别注意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学校。他在入学考试中成绩第一，他一度觉得，这看来就是他正在寻找的学校。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又离开了这所学校，他列举了学校“课程有限”与“校规也使人反感”，后来，他在长沙城新开放的公共图书馆里自学，1912年秋天与冬天都是这样。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的自学是“非常认真地执行计划”，每天早上大门一开，他就到达，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只买两个烧饼当中饭，吃时才暂时休息一下，在那里一直待到阅览室关门。在后来的岁月中，毛用了“极有价值”来描绘他在那儿度过的时间。而他的父亲不是这样认为，六个月后中断了给他寄钱。

　　没有钱就淘汰了自学的想法。毛被迫放弃了自学，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他想成为一名教师，1913年春天，他看见一份师范学校的广告，那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此后）我……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

　　毛在长沙度过的那几年，从满清统治的最后几个月他到达长沙直到1918年毕业，是中国和世界大动荡的时期。欧洲的一些国家在战争中互相吞并。在俄国，当沙皇政府输出小麦时，3000万农民在挨饿。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巴拿马运河开放，泰坦尼克号沉没，舞蹈演员玛塔·哈里被作为间谍处死。

　　这是不平常的十年，这段时期，毛为他的智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东山学堂的时候，他的眼界已开始拓宽。在那里，他第一次学习了外国历史与地理。一个同学借给他一本名为《世界英杰传》的书，他在这本书中读到了乔治·华盛顿和美国革命、欧洲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后来，他在省立图书馆里找到了卢梭的《民约论》与孟德斯鸠的《法意》译本，书中论述了人民主权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约束、个人自由与平等方面的西方人的观点。他还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以及另一些杰出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包括了达尔文、托马斯·赫胥黎、约翰·穆勒与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他用这种方法付出了半年时间，“研究资本主义”，如同他后来所说的，这半年也使他对外国诗歌与小说以及古希腊神话产生了兴趣。也是在图书馆里，他第一次看见了世界地图。

　　省立第一中学的一位教师鼓励他读《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被中国历代学者以及毛那个时代的学者都认为是杰作。这本书是对毛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连续不断地读，反复地读，直到他去世。

　　在长沙，他也开始接触到现代思想。1912年，他在《湘江日报》上第一次偶然见到一个词：社会主义。不久后，他通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小册子，江受了基地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的影响，是进步事业的鼓吹者。辛亥革命后不久，江已建立了中国社会党，这个党的纲领是用这样一句口号表示的：“不要政府、不要家庭、不要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强有力的材料，毛热心地为几个同学写下了这句口号。毛还记得，只有一个同学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更重要的仍然是他在第四师范学校度过的五年时间。这是毛最接近大学教育的五年，他后来说，好像就是在那段时间，他的政治观点开始成形。特别是学校里的两个教授，有助于毛的思想成形：一位是袁继骝，绰号“袁大胡子”，他教中国语言文学；另一位是杨昌济，他的一些学生不太礼貌地称他为“老夫子”，他在国外的阿伯丁、柏林、东京留学了十年，最近才到长沙的。20世纪30年代，当毛对爱德加·斯诺追忆他这一段时间的学习生涯时，他对这两位教授的想法立即改变了：“袁大胡子”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强大的国家就要有明智的、家长式的统治者，这一概念，应该是起源于毛孩童时期学习过的那些儒家经典文章。这些构成了一篇文章的中心，这就是他在中学时写的那篇有关商鞅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秦国的大臣，法家思想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毛曾宣称，法律是“代谋幸福之具”。聪明的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常常被人民的“愚笨……无知与昏暗”所挫败，人民对改革的抵制已“国几陷于沦亡之惨也”。这就足以使“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毛的老师如此高明地想到这种后果，他还把这篇文章在班上给其他人传阅。

　　中国积贫积弱，以及如何战胜它，是那时候毛的文章中永远重复的主题。他告诉一个朋友，国家未来的困难，是“过去的百倍”，需要非凡的天才去战胜它们。中国人“伪而不真，虚而不实”。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他们“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他的悲观主义思想年复一年地增长，中国也更可悲地屈服于那些强国的压力。1915年5月7日，一份日本的最后通牒送到袁世凯手上，这就是所谓的“二十一条”。毛写道，这是“民国奇耻”之日。他极力主张他的那伙同学去政府抗议，并以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首诗是几天以后，他为一位病逝的同学写的挽诗：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岛夷”就是指日本人，“仇怨”是指俄国人。两个敌人中，日本人更难对付。一年后，毛又写下了“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毛的最初的尝试有助于纠正他的一种看法，这就是他认为中国的缺点明显的是实践不够。早在1917年，他投了一篇体育方面的论文给《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杂志，是由激进派的学者陈独秀创办的。毛的文章开宗明义：

　　国力絍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这段话不是最早的原文。毛的哲学教师杨昌济教授三年前给毛上课时，说过类似的话。把体育运动与其他形式的体育锻炼介绍到中国来的尝试，从义和团运动后，清朝实施改革以来，就已经开始了。

　　毛还写道，问题在于这些尝试都不认真。传统重视文人的学问，抵制锻炼身体的主张，这也导致了学生与教师都不重视体育：　一则学者以运动为可羞也……夫衣裳、行止于于、赡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虽然，非所以语于运动也。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

　　像是要公开展示他的同胞瘦弱的身体，他建议裸体锻炼。

　　发表于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的那篇文章，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不仅是毛第一次公开发表论文，参与有关中国未来的全国性的争论。

　　几乎在毛所有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他的一生，确切地说，是中国经验，而不是西方经验占头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当话题是体育教育的时候，那时，一套西方体操已经传到了中国，它是一些明代学者翻译过来的，成为中国向外国学习的第一个典范。只是到后来，他注意到“东西著作之体育家”，如西奥多·罗斯福与日本柔道的发明者嘉纳治五郎把外国观念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建立起合适的体系，这成为他以后永不放弃的基本原则。

　　1917年，他开始首次发问，传统的中国思想是否确实都是优秀的。他在那年夏天抱怨，中国古代的知识是“混杂而无章”的，“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但几个礼拜以后，他又不是这样有把握了。他写道：“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接下来五年的大部分时间，毛用于研究，他的论文首次出现共和国政治，成为他的模模糊糊的第二研究课题———其时，只是因为这些政治问题成为中国青年主要争论点。事情发生在1915年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紧接着到了冬天，袁又开始设法复辟君主立宪制。那一年，毛成为船山学社的成员，这个学社是以湖南人明代爱国者王夫之的名字命名的，王夫之曾经为反对满清统治而斗争，学社的改良主义的学者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这些会议激起他们反对袁世凯的野心勃勃的帝国梦。毛也帮助编印刊物，刊物主要刊载梁启超、康有为写的反君主政体的文章，刊名为《时局痛言》，这一招惹怒了当局，当局派警察来学社调查。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底宣布他自己为皇帝，在他统治时改国号为“洪宪”。云南军队的将领立即宣布起义，广东、浙江、江西也紧步后尘。1916年春，袁还有第二个想法，即企图再次变为大总统。6月4日，当全面内战隐隐出现的时候，袁脑溢血死亡，北方的将军们与他们的军队迅速往北京撤退去争论继承人的问题。

　　毛又回到韶山。在给他的同班同学萧子*3，即萧子璋(萧三)的弟弟的信中，他描述了南方军队怎样骚扰人民：“泛泛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狂妄自大，招遥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杀机一起，报复未己。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意此次竟演此恶剧。”他为此而悲痛。

　　在湖南省，如果有一个已经脱离了这段恐怖时期的人，这个人就是“屠夫汤”，他不久就被人们这样称呼。带着要肃清国民党的影响的命令，他上台执政了，并且从他上任的第一天，他就带着这个意愿在工作。

　　毛了解所有一切。他自己的学校就在显示汤的统治实施酷刑的高峰期被迫关闭。还是在他给萧子*3的信中，他还为那个千夫所指的都督的行为辩护：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他]……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汤可告无罪于天下……汤既去，暴徒弹冠相庆……四捕调查，捕则杀之……各属劫长官拒知事之事，纷然起矣……怪哉湘事，真莫名其妙矣!这封信提供了一种极有迷惑力的见解，这种见解最能反映毛这样一个22岁青年的内心特点。1911年他入伍加入革命军的时候，只不过在做千千万万他这个年龄的年轻男子在做的同样的事。这时候，他不在乎大多数人的看法，维护一个深深地不得人心的、政治上危险的人物。他告诉萧子*3:“恐招过，不可令他人见，阅后摧烧之，幸甚。”

　　他对“屠夫汤”的看法后来改变了。但是，他的分析方法———考虑问题集中在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考虑汤维护法律与纪律)，无视第二位的情况(汤的残忍)———这种分析方法也是他一生研究政治问题的方法的基础。他为独裁主义的辩护，也隐隐暗示了他未来的冷酷无情。

　　这样的思想早在四年前就在毛的文章中有所暗示。毛把汤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的例子对他的统治表示了支持，以及对湖南的进步精英的贬低，都反映了他对地方政治家的争吵的憎恶。类似的推论又导致他发现了袁世凯的优点。当其他人都把即将当皇帝的袁作为出卖共和国的叛徒来指斥，并指斥他向可恨的日本人叩头时，毛仍旧把袁看做那时候与孙中山、康有为一起的三个杰出人物之一。不到18个月，在1917年冬天，当湖南再次落入内战的苦难中，所有的中国军队的司令官都沦为军阀之时，他承认袁和汤都是军阀，再没有人比这些恶棍更致力于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了。

　　毛在第一师范的那几年是以其他方式度过的。他在1913年就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小伙子，把他的胆怯与自我怀疑藏在虚张声势的外表下，渐渐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表面上容易接近的年轻人。他的教授与朋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有一天将会成为一名第一流的教师。

　　这是一段缓慢的过渡时期。就像在东山高等学堂一样，那里留下了他一年或一年多的足迹。萧子*3成为他最早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在他那年所写的一首诗中，毛把自己比做“鹏”，这是传说中的一种巨鸟。他少年时代崇拜的那些英雄，现在只有清代总督曾国藩依然得到他的赞美，梁启超与康有为，他现在觉得他们俩不够格了。

　　1917年10月，毛被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的总负责人，学友会在学校组织了多次课余活动。首批决议之一就是要为当地工人重建一个夜校，这个夜校在六个月前就创办了，但后来没办下去。在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化的时候，这种首创精神是“非常关键”的。

　　但在夜校开学之前，北京的一些军事掮客之间的斗争，再次使湖南陷入内战之中，它给湖南省带来的灾难，在规模上比毛以前目睹过的要大得多。

　　汤芗铭1916年7月逃离长沙，长沙混乱了一段时间以后，汤的职位被他的前任、贵族绅士谭延闿取而代之。

　　过了一段时间，一切步入正轨。谭延闿着手设置湖南行政当局的工作，加进了值得重视的自治权，这得到了湖南精英的支持，这与在1911年至1913年他的前任地方长官任职期间，他已成为实际上的领导人相类似。北京的新总理段祺瑞，曾是袁世凯的部下，他现在正忙于巩固他的新职位以反对北方对手的一些花招，他能够提出许多想法使这个省就范。

　　紧跟着到了夏天，形势又变化了。当保守派的军事将领决定复辟，把满清皇帝推上御座，所有其他的北方将领又立即暂时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时候，首都的权力斗争有了一个滑稽的结局。权力斗争导致的改组，最终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北方军事集团的建立而告终———一个集团称为皖系(或安福系)，由段祺瑞为首；另一个称为直系，由新总统冯国璋领导，领地在南京，毛在一年多前为汤芗铭在湖南的暴政做辩护时，曾把冯作为先例。停战协议得到暂时的遵守，段祺瑞能够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难以控制的湖南人了。

　　在这段动乱时期，毛与其他的第一师范学友会的成员组织了一支志愿军，他们拿着木制来复枪巡逻，威胁坏人。据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回忆，毛的贡献就是教他们砍下竹竿，把一头削尖，用它挖出任何一个鲁莽得足以要试着爬上他们学校围墙的士兵的眼睛。他与他最亲密的朋友萧子昇、蔡和森，称他们自己为“三个英雄”，并以此培养强健的体魄和尚武精神。但是，自从那些日子以来，毛已经成熟多了，当他在动乱的青少年时期，有一次藏进一所公厕，以躲避正在吵架的军队，现在，他依然审慎地尽量减少他们这几个年轻英雄的虚张声势的行为。《一师校志》骄傲地声称，毛的志愿军“特别有效”。但是在随后的3月份，真正的问题又来了，他们明显地缺课。那个月，段祺瑞和他的对手约定进行一次新的尝试，要使湖南就范。现在，广西人没有交战就撤退了。

　　随着夜幕降临，(一个外国居民报告)这座城市万籁俱寂。大约从晚8时，一次成功的射击开始，从喧闹繁华的南街、西街传来玻璃落地声，窗板打碎声，直到黎明……

　　到了早上，那儿已是“空无一人，极其恐惧的城市”。北方军队在24小时以后进城。段祺瑞现在像个总理一样回来了，委任他的亲信部下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个职务自傅良佐逃跑以后，有四个多月的时间空缺。

　　从4月份开始，毛的学校被迫接待张敬尧的一个团，这个团被安置在一些教室里。新督军从“屠夫汤”那里得到暗示，五年多来，教育预算支付款一直停止不动。第一师范的教师们一直拿不到工资，许多学生跑走了，校长不得不为那些没钱吃饭的人找钱。

　　1918年6月，毛拿到了他第一师范的毕业文凭。这时，对于他这一生要干什么，他依然没有很清晰的想法。他在给从前的一位教授写的信中说：“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他考虑的一种可能性是开办一个私塾，教“(学生)略通国学大要……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此语在前一年)。但是，日子过得没有一点起色，这样的冒险办学校需要钱，而毛没有钱。

　　他与一群朋友在远离湘江的岳麓山上一座废弃的古代书院里，度过了毕业后的几个礼拜，他们在那儿捡来了木柴，并从山泉中汲水。他在三年前就创立了这个非正式的学习小组，所有的成员现在给小组重新命名为“新民学会”。在中国，人际关系是做任何重要的事情所必不可少的跳板，毛极重视这张人际关系网。“新民学会”早在4月份形式上就正式成立了，萧子昇是学会的总干事，毛是干事，萧的副手。13个发起人中，有的人，包括萧子昇自己，最终分道扬镳，走了自己的路。但是大部分人在随后的腥风血雨的年月中，都与毛站在一边，许多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新民学会”这个非凡的名字反映了国家目前所经历的变化。“新民”具有双重意义———“新的人民”或“更新人民”———这个名字使学社具有基本的、几乎是革命的色彩。

　　在毛曾帮助组织起来的夜校，那些学生每晚三次向孔圣人的肖像鞠躬。而毛与他的其他同代人，已对正统的儒家美德越来越感到不满。“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这是他在1917年冬天写的，它们起源于儒家思想精髓的三大关系，君臣、父子、夫妻间的关系。他痛斥了“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他极力主张，在国家观念中要有“根本的变化”。

　　然而就在其他人简单地否决过去之处，毛在寻找一种思想，它可以融贯中国古代思想中传统的辩证法与西方的激进主义。这其中包括的远见惊人的现代：

　　天下万事，万变不穷……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毛24岁时写下的这些句子，可怕地预示了半个世纪后的一些事件，那时候，毛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发动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扭曲的革命。他令人震惊地要改变人类1/4人口的思想，要使他们的思想服从他的意志，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实际上已经不稳定的时候，他就配合以阶级斗争。

　　实现中国的“完全再造”与保持辩证法的要素，这注定是毛的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毛已经懂得，这不能够一件一件、零零碎碎地做。那就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

　　这样的本源可能是什么，这是另一回事。但是对毛与他的那个毕业生小组的唯心主义成员而言，仔细思考张敬光的愚昧统治，他们在长沙没有发现本源，这是清楚的。5月初，毛的那个学习小组的最早的六个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启程去日本。毛的老师杨昌济教授此时在北京，由于从广告上得到信息，他写信帮助中国学生联系去法国勤工俭学。6月，新民学会成员决定派蔡和森去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寻找更多的真理。两个月后，毛与那个小组的另外20人也离开长沙。离湘之前，他去湘乡看望了母亲，并再次向她保证，不诚实的保证：“观光游览是我们旅行的惟一目的，其他没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