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东山，毛与另一些男同学曾奚落一个教师，那教师有过一根大辫子，在日本留学时剪掉了，而现在，他在头上戴了一根假辫子。他们叫他“假洋鬼子”。现在，毛与一个朋友剪掉了他们的辫子，表示与满清政府决裂，另一些曾答应剪辫子的人没有兑现诺言，“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

　　1911年10月9日中午前后，一枚未完全引爆的炸弹在汉口俄国租界的一座中国陆军军官的房子里爆炸，汉口是中国华中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距长沙有两天的水路。制造这起爆炸事件的人是孙武，他是一个激进的联合社团“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年轻领袖，广东人。同盟会就是他领导的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体制的秘密的革命联盟组织。

　　孙武的朋友们在得到他已安全地到了日本医院的消息后，接替了他的工作。但是，租界警察搜查了这座房子，发现了革命旗帜，革命宣言以及积极分子一览表。清朝当局立刻采取行动，32人被捕，第二天黎明，3个人被处死。满族总督瑞贗拍电报到北京：“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此案破获尚早，地方并未受害。”

　　这些行动证明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谣言传到江对岸驻守在武昌的汉人军队中，总督决定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拘押那些非满血统的人。那天晚上，一个工兵营哗变，抵抗的官员被击毙，两个步兵团也参与其中，以后，一个炮兵团也加入进去。激烈的战斗夺去了几百人的生命，战斗是在由机枪掩体保卫的总督府周围进行的。在凌晨的几小时激战中，瑞贗逃上一艘中国炮艇，从起义者的手中逃离了武昌。当胜利到来之时，这种胜利比它的策划者所设想的要更残酷，更鲜血淋漓。起义的白旗镶上了红边，旗上的图画也有这样的说明，就是“兴汉、灭满”—————“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要消灭满族”。满族第三十团最后在种族大屠杀中被全部消灭。民间的大屠杀紧随其后。三天后，一个在当地的传教士数了一下，街上躺着800具满族人的尸体，“有50具单独堆放在一扇大门外边”。

　　发生这些事情时，毛在长沙。他在六个月前，已从湘潭乘船来到长沙，他带了一封他的一个老师写的推荐信，这位老师已经帮他使他父亲相信，他可以在驻省中学注册入学，说那个学校是为来自湘乡县的学生设立的。

　　他在以前就听说过长沙这个地方，后来他说，这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而他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如同他来时乘坐的、缓慢地顺流而下的轮船一样，一定已超越了他所有的想象。一方“灰砖砌的、宏伟的高墙”沿江矗立，城墙的墙基宽50英尺，2英里多长，后面是一大片树林。墙内有防御土墙，它高达40英尺，连绵8英里多长，土墙顶部宽达三辆四轮马车并排行驶，二墙环抱的城市像是一座中世纪堡垒，实际上，它也就是一座中世纪堡垒。每一面墙都开有门洞，两扇大而厚重的门由民兵守卫。民兵头戴蓝色头巾，身穿上有云状花纹的红色护肩与带有明亮的饰边的军用短斗篷，斗篷下面的衣服有宽松的袖子，棉布裤子上捆着小牛皮。五颜六色的矛、枪、梭镖等等收集起来的武器，戟，三叉戟，需要双手拿的剑，滑膛炮，燧发枪，甚至投掷炮，武装了他们。

　　城内居民集聚区是一片灰瓦房，“几条暗得像地道似的大街，从远处直到市中心”，街道是用大块花岗石铺的，宽不过6英尺，散发出肮脏难闻的气味，就像一个西方人形容的那样，“聚集在这里的所有的垃圾与污秽多如鱼卵”。而藏匿在没有窗户的临街墙后面的，是一些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大厦里的达官显贵们住在“鲜花装饰的庭院，宽敞的客厅配有庄严的紫檀木家具，墙上挂着绢地长卷”，那里还有两座很大的孔庙，寺庙有弯曲的琉璃瓦屋顶，巨大的柚木圆柱，古老的柏树环绕着庙宇。

　　那儿没有自行车，没有摩托车，没有黄包车。有钱人乘轿子。对每个人来说，还有一种主要的运输方式，那是谦卑的独轮车，不管是人还是货，都可用独轮车来装，整个长长的白天，城里到处回荡着没有加油的车轴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苦力们拖着一车车的煤、盐、锑、鸦片、爆竹、白布、亚麻布和毛地黄、附子、大黄等药材，拉到沿河的舢板上。水是从南门附近的“沙春泉”用竹竿吊进提桶，然后背在背上的。沿街叫卖的小贩，高声吆喝着他们的商品名字，或者摇动手上的木搭板与铃铛，让人们知道他们要卖的货。卖糖果的小贩有一个小铜锣，他一面敲着铜锣，一面用粗重的湖南口音单调地唱着：它们能治聋治跛，能保护老太太的牙齿!

　　道士们穿着深蓝色的道袍，和尚们穿着橘黄色的法衣，他们列队沿街行走，口中念念有词，祷告无病无灾。瞎子或丑得吓人的乞丐，坐在路边乞求施舍。日暮黄昏，木板槽门又上上店门。店家虔诚地对天、地、人鞠躬三次，把点燃的香炷放在他们家的门上方，以保护他们一夜平安。城门也关起来了，用一根三个人才抬得动的大木桁条顶在门后。

　　毛第一次怀疑他是否能在这个城市待下去:“我一面是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他是多么惊喜，他毫不困难地被这所学校认可了。结果，他在这种学校里度过的六个月，所接受的政治教育要比他的专业课的学习多得多。

　　长沙自一年前粮食暴动事件以来，沸腾着反满情绪，一些秘密社团到处张贴了布告，用含蓄的语言号召汉族站起来，“所有的人要用白头巾裹头，每人佩一把剑……中国十八省要重新成为传说中的中国皇帝神农的子孙”。“起来造反，赶走满人”的口号用白粉笔写在墙上。

　　毛来到长沙后不久的那年春天，传来了广东反清起义的消息，起义的领袖是湖南人黄兴，这次起义中，72个激进分子被杀害。毛在《民力报》上读到这则新闻，《民力报》是支持革命事业的，这也是毛看的第一份报纸，后来他还记得那张报纸“充满激动人心的材料”，这张报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在这张报纸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名字，那时候，同盟会的大本营还在日本。这些使他受到鼓舞，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提出请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国务总理，梁启超为外交部长，组成这样的新政府。他后来承认，这是一次“跃跃欲试”的尝试，康梁二人那时是拥护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政府的。但是，放弃帝制是他的新心愿，事实上，他已经行动了，他第一次尝试公开表达他的政治观点，这表明他在这个城市才待了几个星期就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一点又最戏剧性地由他对辫子的态度证实。在东山，他与另一些男同学曾奚落一个教师，那教师有过一根大辫子，在日本留学时剪掉了，而现在，他在头上戴了一根假辫子。他们叫他“假洋鬼子”。现在，毛与一个朋友剪掉了他们的辫子，表示与满清政府决裂，另一些曾答应剪辫子的人没有兑现诺言，“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

　　几天以后，毛和一群同班同学，由于受听到的事情的激励，决定到汉口参加革命军。他们的朋友们为他们筹了钱买船票，但在出发前，一些事情改变了他们的去向。

　　那一年从年初以来，在长沙与武昌的一些学校里，类似的情况相继发生，很使一些守旧人物震惊———他们坚持认为，毛发是父母的馈赠，剪掉它有违后代的孝顺———虽然理由完全不同，但目的与满清当局一样。

　　4月份发生的另外两件事，有助于把湖南的绅士们推向革命阵线一边。朝廷宣布了内阁任命，这是一些精英长期要求的结果，像是朝立宪政府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改革者的怒火，被满清王公大臣们控制住了。政府打算把铁路公司收为国有，当它开始接受贷款为铁路建设筹措资金的时候，这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人们广泛地认为，这样做是出卖主权。毛回忆，这些问题使他的学校的同学们“越来越激动”，到了5月，外国贷款批下来了，许多学校罢课。他与其他一些他那个年纪的男孩子一起，去听一些年长的学生进行的革命演说，演说是在城外露天集会上。

　　毛后来写：“我仍旧记得，一个学生正在演讲的时候，怎样撕破了他的长衫，并且呼吁‘让我们赶快进行一些军事训练，准备战斗’。”那里贴了煽动性的传单，英国、日本派出炮艇到那儿威胁。到了夏季，恢复了一种危险的平静，反清的人群接连不断地在以前的科举考场聚会。最具改良精神的绅士们在“文学会”举行会议的借口下，聚集在一起，讨论即将来临的朝代崩溃问题。在邻省四川，爆发了全面的起义。

　　毛和一群同班同学，由于受听到的事情的激励，决定到汉口参加革命军。他们的朋友们为他们筹了钱买船票，但在出发前，一些事情改变了他们的去向。

　　革命党人未策划兵变时，朝廷也采取了对策。巡抚已得知，正规的警卫部队，第四十九团、第五十团，已渗进了革命党人，因此要把他们调离长沙。长沙东门外的军营留下600人，但会令这600人交出他们的武器弹药。民团被认为更加可靠，他们得到了物质上的增援。

　　朝廷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那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星期三晚上设计夺取了长沙市。东门外兵营的人放火烧了马厩里的麦秆，这种形势就要求打开城门让救火车通过。中立的民团拒绝开门。而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警卫部队的人重新为自己找到了许多武器弹药，是从锁在附近的军火库里找到的。作为他们下一次突袭的结果，星期日早上，出现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毛对他自己在那一天看见的情况是这样说的：我到一个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鞋。我被防守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紧张。士兵们……正拥到街上去……在长沙城外已经打了一个大仗。

　　同时，城里面也发生起义，各个城门都被中国工人攻占了。我穿过一个城门，回到城里。进城后我就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战，最后终于看到衙门上升起了“汉旗”。

　　即使是现在，这段文字也是戏剧性读物。遗憾的是，它的真实成分如此之少。不管毛根本上是否在那儿，对于他的惊奇是可以原谅的。那里没有起义者，没有战斗，没有暴动，城门也没有遭受猛攻。英国领事吉尔斯先生如实的报告是：上午9时30分，一批正规军进入城内，一些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革命军加入他们的队伍，并继续向巡抚衙门进发……民团、追随他们的保持中立地位的警察，拒绝关闭城门（城门在整个白天是打开的）；已经被争取过来的朝廷的禁卫军，没有试图反抗。到下午2时，整个城市未发一枪就已掌握在革命军手中，白色（起义者）的旗帜到处飘扬，套着白袖圈标志的卫兵们正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上午的兴奋激动，如同它出现时那么迅速地平息下去。

　　事后几十年，这两人所说的差异，也成为目击者所陈述的危险的有益的纪念物。毛过分渲染的描述简直不足为奇了。像一个激动不已的十几岁青少年一样，他已目睹了界定中国现代史的那一个瞬间。若干年以后，作为一名共产党领袖，他的记忆宁可保留在那一天是什么日子上，而不是那件事是什么样。

　　巡抚与他的许多高级随从官员都逃走了。但是，那个民团司令，他的士兵们因他没收了他们的弹药而处罚他，他被带到东门外杀头。其他几个官员也在衙门附近被处死，他们身首分离，鲜血淋淋地躺在大街上。

　　在武昌，由于对孙中山兵工厂的突然袭击，平民革命领袖们进入一种无序状态；在长沙，他们的计划由于巡抚的对策而延误，起义后面的推动力量由没有委任状的激进派的官员与普通士兵组成。一旦取得胜利，在谁成为这个新的革命制度的领袖问题上，就有了相当大的困惑。

　　在湖北，黎元洪起初反对起义，起义后很不情愿地宣誓就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同一天，他发布公告，重新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少数人猜中了他的意图，不到6个月，他在北京成为副总统，最后成为国家的大总统。

　　长沙的形势与长江流域所有的地方的形势一样，依然极其易变。由六岁的皇帝签名发布的一份哀婉动人的通告宣布：整个帝国沸沸扬扬。人民的思想被扰乱……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个人的错误。我特此对世界宣布，我宣誓改革……（在）湖北和湖南……士兵和人民是无罪的，如果他们恢复他们的忠诚，我将原谅过去发生的一切。站在我的臣民前面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看见我继承的一切几乎落空。我为我的错误道歉，并深深地后悔。早在11月，曾一度在香港和北京流传的谣言已经平息，皇家已沦为俘虏，这激起“非凡的热烈景象”。这已证明了是不确实的，但首都北京的居民报告，他们处于“戒严状态”，不允许他们登上紫禁城的城墙。以后，又传来消息，直接否定了皇帝已逃往满洲。也是在同一时间，有一些清帝国正在往回打的迹象。只有四个省的省会是牢牢地掌握在革命军的手中。保皇军队在汉口使用德国制造的燃烧弹进行反击，许多中国城镇被炸为平地。不久后，大清帝国的军队占领了南京，任何中国人都发现了，没有辫子的人被立即处死。像毛这样的学生们，都在这一年早先剪掉了辫子，现在，他们一片惊慌。

　　由于后果明显地安危未定，毛实施他早些时候的计划，去参加革命军。这时，已经组建了一支学生军队，但是考虑到它的任务不太清楚，毛决定去一支正规部队应征。其他许多人也这样做了。革命的第一个星期，在湖南征召新兵的数量已超过5万人。然而，假设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断变化，暴力总是加给失败者，那么，这样做就是极有勇气的行动。许多新兵被派到汉口，那儿的革命军正处于保皇军的猛烈进攻之下。一个外国居民描述，那儿的战斗像“最血淋淋的……也已发生。现在已经四天四夜了，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双方的残杀是骇人听闻的”。甚至于像毛这样一些留在长沙的人，在军法管制下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生命也常常处于危险之中，极其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