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萧军是一位敢于斗争、勇于批评的文人。他以鲁迅力楷模，在和民族的阶级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也大胆地抨击革命营垒内部的种种不良现象。历史上把无情批评朋友的人称为“诤友”。毛泽东认为，诤友于革命事业大有益处。他不仅敢于、而且善于结交这样的朋友。从他与萧军第一次书信往来的1941年8月起至1942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给萧军共写了10封信，这在毛泽东与现代作家的交往中是鲜见的。至于他们互相串门、面谈，那就更多了，他们谈文艺、谈鲁迅，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萧军晚年病卧在床回忆与毛泽东交往时说：“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形式相处的”。

　　一

　　萧军，原名刘鸿霖，笔名除萧军外，尚有三郎、田军等。现代小说家。1907年5月23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1932年在哈尔滨开始文学创作。1934年到上海，得到鲁迅的教侮和帮助。1935年8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在文学领域较早地突出表现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题，因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并成为他的代表作。

　　1938年初，日寇侵华的狼烟开始向山西蔓延。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军，正在临汾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出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在该校撤离吉县后，他辞去教职，准备投笔从戎。他单独一人，身穿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从古县渡过黄河，步行20多天，于3月21日到达延安城，他准备从延安转道五台山地区参加游击战争。萧军先去照像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就住进厂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山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下来。刚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丁玲和聂钳音从西安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在招待所，见到了萧军。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说毛主席请他去见见面。当时萧军一方面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因年轻孤做，不想惊动领袖人物，因而客气地回答说：“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和培元离开之后，丁玲对萧军说：“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萧军也就同意了。

　　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来看望萧军了，他同萧军亲切地握手，热情地问长问短。同时又会见了住在招待所的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几位同志，并请大家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首长的架子。他那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使萧军深受感动。同时也感到非常惭愧。尤其听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作《论鲁迅》的讲话时，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引用了鲁迅给萧军的信。这时，萧军才知道毛泽东不仅对鲁迅早有研究，而且对鲁迅同他的关系也比较熟悉，联想到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之前的态度，心中颇有愧疚。过了半个世纪，萧军谈起他最初会见毛泽东一事时，很

　　有感慨他说：“毛主席主动来访，是看得起我，那伟大的不是我，而是他。”

　　4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届开学典礼．萧军也应邀参加了，在会场上又遇见了毛泽东。会后，他和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校长成仿吾等在操场上一起会餐。没有凳子，大家站在桌子周围，用一个大碗盛着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着喝。那天刮着大风，尘土飞扬，他们却有说有笑满不在乎。

　　萧军在延安住了半个多月，去打游击的愿望实现不了，丁玲劝他不如随她去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点文化宣传工作，萧军只好改变初衷，继续用笔战斗。4月中旬，他和丁玲、聂绀弩离开了延安。

　　二

　　1940年6月，在邓颖超等同志的安排下，萧军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经过重重关卡，第二次来到延安。

　　萧军这次到延安，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到“革命圣地”的，他感到延安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人工作。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理事，还担任了“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等。除了社会活动，萧军继续写作长篇小说《第三代》。刚到延安大家很团结合作，对延安文艺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推动繁荣作用。然而，萧军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邦邦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等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文艺界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这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中指责延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这引起了“文抗”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萧军的不满，5个人开了一次座谈会，会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井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他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还提到：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也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大不公平，太不民主，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省得在这里生闷气。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便诚恳地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延安？希望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毛泽东的热情感动了萧军，他仁直言不讳地谈了同周扬的有关争论和《解放日报》的不公平做法以及延安其他一些不良现象。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萧军的倾诉，虚心地接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同时对有些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萧军的偏颇和局限，也没有一味迁就，做了平等的朋友式的批评和劝导。萧军是一个豪爽的硬汉。毛泽东的理论素养和人格魅力，使萧军感佩和倾倒。至于他和周扬的争论，毛泽东并没有正面评价，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你们不是有个《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经毛泽东这么一提醒，萧军有了主意，心情也就舒畅多了。萧军又间毛泽东：“在文艺方面，党有些什么政策呢？”毛泽东说：“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暂时还顾不上呢！”毛泽东诚恳地请萧军提建议，萧军便敞开心扉，和盘托出：“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的正确发展。”毛泽东正在考虑文艺战线上的方针政策，他注重调查研究，想把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便因势利导他说：“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搜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思想和情况，作为将来制定文艺政策时的参考，你看怎样？经毛泽东恳切挽留，萧军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决定放弃离开延安的打算。回去以后，他立即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毛泽东，并连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向他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8月2日，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送去给萧军的一封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毛泽东这封信文笔洗练、风格流畅，既有居高临下的见地，又有虚心诚恳的态度，既有分寸适度的规功，又有对萧军人格的敬重和准确的评价。萧军一口气诵读下来，内心先是觉得震动、灼热，继而又感到难以言状的佩服、温暖，萧军去信问见面时间，并把他写的那篇答复周扬的文章（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文艺月报》）和刊载周扬文章的三张《解放日报》都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壁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叔。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过了4天毛泽东来信说：

　　萧军同志：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毛泽东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萧军接信后，当天晚上即应邀前往，毛泽东热情地迎他进窑洞，两人促膝交谈，谈到了有关文艺界的各方面情况。萧军最后对毛泽东说：“现在有大批国统区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他们都想见见你。艾青、罗烽、白朗、舒群都有这种愿望，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毛泽东亲切而又风趣他说：“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呵！代我向大家问好。哪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第二天傍晚，夕阳灿烂。毛泽东由一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住所漫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们来了。萧军喜出望外。他请毛泽东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坐下，赶快又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由于毛泽东是“突然袭击”，罗烽和舒群外出，只有诗人艾青在家。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他特意郑重其事地脱掉了旧军装，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还系上了一条漂亮的领带，像过节日般地来见毛泽东。萧军则像老朋友一般，和毛泽东无拘无束地交谈，并不时插话，开玩笑，而毛泽东也毫不介意，亲如家人。毛泽东离开时天已黑了，由警卫员点亮了马灯在前引路，萧军陪着毛泽东沿着山上的羊肠小道一直送到山下才握手告别。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又派勤务兵送来了一封信：

　　萧军同志：

　　昨晚来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早饭之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及舒群，便兴高采烈地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做客。毛泽东还特地邀请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前来作陪。席间，大家无拘无束地畅谈了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在毛泽东家共进午餐。

　　8月25日，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改善作家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让“文抗”搬了家，作家们及其家属从偏僻的杨家沟搬到了窑洞较多、环境开阔的兰家坪居住。同时将半山腰平台上一大间砖房仓库，改建修缮成“作家俱乐部”，作为作家们开会、学习、娱乐的场所。萧军自告奋勇地分别去向毛泽东、朱德、林怕渠募捐。毛泽东捐了边币1000元，分三次付款。在当时那种津贴不多，生活比较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带头捐款，给了作家们极大

　　的鼓舞。

　　萧军受毛泽东的委托将陆续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他寄去。同时仍经常到毛泽东那里畅谈。毛泽东在1942年4月4日给萧军写信说：

　　萧军同志：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敬礼！毛泽东四月四日

　　下午，萧军又去毛泽东那里面谈，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越谈越兴奋，毛泽东甚至把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所受过的排斥和打击，都向这位党外作家倾诉了。当萧军得知毛泽东曾受过11次处分时，感到很震惊，同时为毛泽东能如此正确对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深为折服。回家路上，明月当空，万籁俱寂，萧军迈着缓缓的步子细细地回味着刚才那番杨家岭夜话。他从中体会到，毛泽东帮助同志有极大的耐心，而这种耐心来自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同志真挚的爱。当晚，他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学习体会，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谈的有关受处分的事情。但在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删去了有关他的事例，并做了润色和修改。文章发表在4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

　　在萧军与毛泽东的彻夜长谈中，毛泽东曾建议萧军弃文从政。萧军却说：“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毛泽东见萧军这样的态度，便开怀大笑说：“也好，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三

　　毛泽东在同党内外同志充分交换意见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一直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然而萧军在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却下打算参加。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4月7日复信说：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谈了两天有关拟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毛泽东在4月13日给萧军的信里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二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会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又想走了，毛泽东再次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毛泽东给萧军的礼遇，可谓高矣！当时延安没什么交通工具，出门都安步当车，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很不方便。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时间，才骑马代步。毛泽东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见面后，毛泽东再次恳切挽留，希望他务必开完会再走。盛情难却，萧军只好留下了。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贺龙等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文艺界人士100多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萧军有点犹豫，丁玲悄悄地鼓励他说：“你是学炮兵的，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终于站起来第一个发言了。

　　这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谁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果然不出萧军所料，他在大会及小组会上，和某些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在体会期间，萧军担心和某些同志再开会时继续发生冲突。不想再参加会议了。他又向毛泽东提出要立刻出去旅行。毛泽东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敬礼！毛泽东五月五日

　　萧军当时确实过分任性，想怎样就怎样。但毛泽东还是宽容了他。萧军夫人王德芬则感到不妥，劝萧军说：“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情理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终于接受了妻子的规劝，决定把会开完再走。

　　5月16日座谈会复会。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到23日才闭幕，毛泽东做了总结性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中心问题，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指出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次座谈会前后历时21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三次大会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

　　会刚开完，萧军又要求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旅行用的“通行证”，毛泽东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去鄜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萧军想去旅行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四

　　坦白豪爽、富于进取的萧军，经过与毛泽东多次交往，文艺座谈会的学习，以及5年多延安生活的洗礼，政治素养、思想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更加信赖。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军被派往东北工作。离延安前，萧军到毛泽东住处去辞行。毛泽东希望萧军回到东北以后能和彭真同志密切配合，协助彭真开展文化工作。毛泽东还说：“听彭真同志说你有过入党的要求，我们欢迎你！到了东北，如果考虑成熟了，可以向东北局提出来！”当时朱德和刘少奇也在一旁。毛泽东留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又和朱德一同送他到山下大路旁，才挥手告别。11月中旬，萧军精神抖擞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回到东北，萧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四处奔波，为党、人民政府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但不幸的是那里的工作一度出现“左”的偏差，使他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戴上危言耸听的大帽子。1949年春，他被分配到抚顺总工会资料室工作。困境没有使他气馁、消沉，因为在他心中，有对延安岁月的美好回忆，有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有人民作家的崇高职责。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同时辛勤地收集素村，潜心创作，争取为建国初期的文坛，献上一部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

　　1952年书在北京写成后，有关部门不予出版，有的单位也下敢出版，稿子退回三次。萧军万般无奈，只得上书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萧军的作品还是要出版的。”当时萧军的感激之情是可以想象的。毛泽东对朋友的信任、支持，以及实事求是、力排众议的精神，使他终身难忘。1954年，此书得以问世。

　　1966年7月，萧军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畅游长江的照片，激起延安岁月的回忆。他将毛泽东在延安写给他的10封亲笔信连同他在延安编的《鲁迅研究丛刊》和《文艺月报》送给毛泽东，作为礼物和问候，也寄托了萧军对毛泽东深深的眷怀和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