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更新: 2021-08-12 08:07:49

导读

本文为《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的第二部分，原标题为《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第一部分，作者从新冠肺炎疫情切入，探讨了当今美帝国的鲜明特征，并梳理了美国从一个向上的正常的国家向帝国转变的过程。

在第二部分，作者将进一步深入分析美国从军工帝国向高利贷帝国的转变，并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清晰展示了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逐步形成和最终的完成。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文木】

四 美国的蜕变：美国从军工帝国向高利贷帝国转变

在进入下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前述，犹太人到达美国后，其血统种族的意义已发生了较大模糊。因此，在后面的讨论中，笔者笔下的“犹太人”的概念已脱离了种族或血统语境，它更多的是一种在“美国犹太人”或“犹太美国人”语境下的表述。

（一）银行私有化改革，站起来的美国人又跪倒在资本的权杖之下

犹太人在美国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不仅仅是犹太人凭其聪明才智和个人奋斗的结果，它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确保这些已经在美国奋斗起来的大货币商们不会重蹈在欧洲被“卸磨杀驴”的前辙，而制度设计的突破口恰恰就是从控制新国家的经济血脉——银行入手：在国库空虚，社会需要货币支持时及时推进所谓“金融改革”，以推动货币商们对国家银行的控制，并通过这种控制实现对国家的政治控制。

美国政府1791年在费城建立的合众国银行（ Bank of United States，也译美国银行）可以说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原型，它集中体现了“五月花号公约”的社团契约原则。时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希望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督国家的货币发行，设立公司制中央银行——由国家特许、私人投资者所有，在这种理念下，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财政部账户设在该银行，对于未按规定保持一定数量黄金或白银的银行，合众国银行拒绝接受它们的票据，以此来维持货币存量和贵金属供应之间的关系。意想不到的是，汉密尔顿设计的金融制度带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当时，汉密尔顿的官邸就在华尔街上，而纽约银行就在汉密尔顿官邸的对面，汉密尔顿去世后一直被安葬在华尔街上的三一教堂侧面，以至后来有人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华尔街之父"¹

“华尔街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视觉中国

当时美国也有一些人担心汉密尔顿的设计会导致寡头控制美国金融，而州银行也纷纷表示合众国银行的设立影响了它们的银行券发行。因此，在20年经营许可期限过后，合众国银行的经营并没有获得延续。这样，州银行开始没有约束地发行银行券，造成市场纸币泛滥，通胀高涨。美国国会不得已于1816年决定在费城再设立一家合众国银行，这样，第二合众国银行诞生了，许可期限仍为20年。20年期限到期后，国会同意该行换发许可证继续经营，但被时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否决，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精英圈子，这会影响个人自由，造成政府集权。这就是美国建国后两次设立中央银行都失败的原因。

没有中央银行后，美国政府（财政部）也曾试图发展各种替代机构来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和地位，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一些统称票据交换所的机构，如成立于1853年的纽约清算所、成立于1858年的费城清算所来清算票据，行使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这些机构都无法像第一合众国银行和第二合众国银行那样能够保持美国的金融稳定。进入20世纪后，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其银行业危机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拥有中央银行的欧洲国家。金融风险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1907年10月14日的那场金融危机，恐慌使得几乎所有的储户都涌到了纽约各银行门前。不幸的是，此时美国缺乏一个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最终，政府、银行家们，特别是纽约票据清算所发挥了关键作用，才平息了这场银行危机。为了保持金融稳定，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签署了《联邦储备法》，依据该法案，1914年，成立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为美联储（the Fed），以履行各项中央银行职能，包括银行业监管、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支付清算。为了防止国家集权，该系统只是在华盛顿设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也称为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后者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此外，在全美选择了12个储备区，每个区设立一个独立的联邦储备银行，主要负责银行业监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被授权负责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和管理25家分支机构。

美联储大楼 美国华盛顿 图片来源：澎湃影像

这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东都是成员银行（国民银行）和合格的州注册银行，但股份不能转让。联邦储备银行由独立的董事会管理，所有权属于私营性质，但联邦储备银行执行的却是中央银行职能²。《美联储法案》的始作俑者参议员尼尔森·奥利奇（Nelson Aldrich）在1914年7月《独立》杂志对他的采访中透露：“在这个法案之前，纽约的银行家只能控制纽约地区的资金。现在，他们可以主宰整个国家的银行储备金”³。当时，对《美联储法案》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在对众议院发表的演讲中说：

这个法案(《美联储法案》)授权了地球上最大的信用。当总统签署这个法案后，金钱权力这个看不见的政府将被合法化。人民在短期内不会知道这一点，但几年以后他们会看到这一切的。到时候，人民需要再次宣告《独立宣言》才能将自己从金钱权力之下解放出来⁴。这个金钱权力将能够最终控制国会。如果我们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欺骗国会，华尔街是无法欺骗我们的。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人民的国会，人民将会有稳定的生活。国会最大的犯罪就是它的《货币系统法案》(《美联储法案》)。这个银行法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立法犯罪。两党的头头和秘密会议再一次剥夺了人民从自己的政府得到益处的机会5

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罗德・威尔逊事后非常后悔地说：

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形、如此地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⁶。

“经过与美国政府一百多年的激烈较量，国际银行家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彻底控制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英格兰银行的模式终于在美国被复制成功了。这个系统是私有的，它运作的全部目的就是利用别人的金钱来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⁷。临终时,威尔逊无限悔恨地承认：“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⁸美联储成立后，美国政府失去发币权，留下的只有发债权，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政府最终丧失了仅剩的‘白银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要想得到美元，就必须将美国人民的未来税收（国债），抵押给私有的美联储，由美联储来发行‘美联储券’，这就是‘美元’”⁹。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说：“这些核心公司宏伟的总部大厦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神殿，代表着国家的权力和信心”¹⁰。而此后的美国政府，用马克思的话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¹¹。
至此，美国主权独立已蜕变为形式，由于国家信用转入华尔街资本集团手中，美国事实上已堕落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权力，用乔治·沃克·布什的话说，终于被华尔街“关在笼子里”¹²，美国——类似于1949年前的近代中国——已堕落为华尔街操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学者杜文君写道：

垄断财团既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更是美国政治生活浪潮中一支潜伏的暗流，有时甚至根本就是滋生美国战略决策的河床。垄断财团犹如一个首席乐师，只要弹出一串音符，国防部乃至总统就会随乐起舞。¹³

19世纪前半叶美国的银行改革，很可能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曾对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寄予很大希望¹⁴。为此，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醒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所有制的改造、实现公有制后，还要特别注意：“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¹⁵。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¹⁶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¹⁷。2011年9月，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此后，美国民众的各式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如果九泉之下的汉密尔顿看到这一幕，不知对自己当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设计会有何感想。
（二）银行的私有化迫使美国政府蜕化为华尔街的买办
同样的道理，美利坚民族在建立新国家的时候没有及时建立由国家独控的国有银行既是美国迅速崛起并打败欧洲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步入世界大国后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从独立之日起，美国政府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而银行的私有化政策又导致政府力量先天不足，重大内政外交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财团同意借款，政府就随时面临“财政悬崖”。这导致政府对私人财团的依赖越来越深。从前引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基础》提供的《美国政府债务》图表（参见图一）可以看出，从独立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的债务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30%～40%之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比例迅速突破100%¹⁸。这说明，在美国面临着欧洲压迫的时候，摆脱这种压迫会得到全美各阶级的支持，这时的美国政府会有比单纯的国有银行更强大的融资能力，这种能力是美国迅速打败欧洲霸权的前提。但是，当美国打败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权之后，美国的借债水平就成为政府对金融财团的依赖深度的标尺。

比如说，为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大举借债可以理解。可在2016年和平的条件下，美国政府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突破100%（参见图三），接近或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债务水平，这说明，此间美国政府从对华尔街财团的相对依赖蜕变为绝对依赖。国家的财政一旦被资本财团控制，国家政治就失去了自主性，政府就会异化为财团的傀儡或曰买办。这个苗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借款高峰中——这时欧洲败局已定——已经显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借款尚未偿还，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将堆积如山的军火库存消化掉以清偿所借债务。从1945-1953-1972年的债务偿还进度的节点分析（参见图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借的债务恰恰是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消化美国的军工库存而解决的。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数量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¹⁹。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要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²⁰。现在回头看，当时美国政府发动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是通过战争消化“庞大的武器库”以偿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

直到1972年上任的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政府才偿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借款。还了钱，尼克松才能选择结束越南战争，才能与中国和解。此后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的财政来源才能从军工美元转向石油美元，从以前的通过“杀羊”获利的方式获得转为通过“割羊毛”的方式获利。由美国铁路经办商詹姆斯·哈里逊·威尔逊（James Harrison Wilson）提出并得到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高度赞赏的“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²¹的名言，道出了美国外交的买办本质。

（三）美国从军工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蜕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取得胜利的意义在于美国彻底摆脱了欧洲霸权，作为美国争霸对手的欧洲（大国）整体性地消失了，这时的美国与苏联双双步入了世界帝国的舞台。与此同时，美国也被华尔街的债务缠身并受华尔街军工债权人控制。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的只是从美苏争霸时的军工帝国主义转变为独家剥削世界的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这时美国政府的债权人又从军工财团转为华尔街金融集团。没有外敌的美国此后的外交就脱离了它的国家政治的本意：原本是为主义的外交，现在只是变成了一种生意²²；美国外交的敌人这时已不是冷战中的对手，而是世界和平！
但是，客观地说，在美国没有摆脱欧洲压迫继而获取霸权之前，美国政府与美国财团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为打倒欧洲霸权而团结奋斗，这时的美国政府得益于军工集团的强大生产力和金融集团的强大融资力。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时美国已打败欧洲并取得世界霸权，美国白宫才迅速倒在华尔街债权人脚下并成为财团谋利的政治工具。必须说明的是，打倒美国的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美国人与犹太人共同接受的清教理念——它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四百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原则。这个理念在建立了新美国的同时，滞留于其中的矛盾胚胎也逐渐展开：进入20世纪，在这个共同体面临的反欧洲压迫的主要矛盾解决后，统一体之中，美利坚民族与资本的统一性成份下降，对立性矛盾上升，美国也就从一个正常国家转变为帝国，先是军工帝国（1945～1981年），后又转向金融－高利贷帝国（1980～2016）²³，经过二者的短暂辉煌后，在21世纪初，美国快速衰落。

五月花号公约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五 从进步到反动：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形成——理论描述
（一）高利贷的本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
金融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前所述，它曾在短期内筹集巨大资金帮助资产阶级打败封建贵族并由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也在人类历史上——比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吕不韦高利贷货币商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对现成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各国都是在实践中汲取着经验和教训，一个民族所得到的教训越是沉重，它所获得的经验也就越是深刻，其控制风险的措施也就越是实用，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马克思对金融的两面性有过深刻阐述。马克思说：

“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中生成、产生、被生产的东西，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²⁴造成流通的主要原因是分工，而分工是造成现代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分工越是丰富，社会就越需要流通；流通的形式越丰富，社会生产力就越发达。反之，“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²⁵

因此，只要私有制下的分工仍然存在（指在私有制下，产品的使用价值屈从于交换价值——笔者），货币及其作用就不会消失。马克思说：“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²⁶但是，货币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有被价值所创造。如果商品离开流通两极，那货币就是一堆废铁或废纸。马克思说：

从货币和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从流通本身的条件中产生的。这一行为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动力。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²⁷

是有了商品即用于交换的产品才有货币，货币只有在流通中快速否定自己才能快速肯定自己。马克思说：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只有被支付出去，才会实现。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使货币消失，这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短暂的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因此，货币在它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规定上扬弃了它自己。²⁸

货币不是商品，只是商品交换即流通才使某种金属或纸质的媒介成为货币商品。“商品的生成过程，从而商品的最初占有过程，发生在流通之外”²⁹，而“货币是流通的产物”³⁰。在货币短缺时，货币就给人造成它就是“财富”的假象，这时，“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³¹。马克思说：“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³²。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具有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假想成财富本身，并由此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迷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迷，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³³。比如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就把货币储备的增长误认为是财富的增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人将美元外汇储备误解为国力强弱的标志一样³⁴。在重商主义盛行时，欧洲社会脱实向虚，“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³⁵，在“货币拜物教”中，人们增值的手段就从屯藏货物转为屯积货币³⁶，人们的活动都集中到不产生价值的流通领域，这样，在社会物质生产“共同体”之外，便形成了货币生产的“共同体”，后者是一群不创造任何价值、并不停吸吮社会物质生产机能，以货币生息货币的高利贷者。下面的话似乎说出了今天华尔街财团凌驾于美国政府权力之上的原因所在，马克思说：

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³⁷。
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³⁸。

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排斥和不服从本质。在条件不成熟时，即国家掌控银行时，货币会“委屈”自己成为商品的“仆人”，一旦银行控制了国家，那它就会撕下“金融”“信用”等为生产服务的“仆人”外衣而直接显露出其“洪水期前”³⁹的高利贷野蛮本性：以其虚幻的力量主宰真实的力量，用符号的世界主宰实体的世界。而要消除货币这个“恶习”的前提，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已有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概括为：“消灭私有制。”⁴⁰
（二）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追求的是统治，而不是自由”⁴¹，美国就是被绝对自由主义成就后又被其打倒的国家。它由主张资本绝对自由的清教精神催生，资本放任的天性在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的广袤土地上得到几乎是无限制的自由扩张并造成巨大的生产力，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⁴²这一点，在独立后不久的美国各地得到最充分的彰显，其间出现了饱含激情“为一个新世界开始歌唱”⁴³。他在《对各个州》一诗中写到：

对各个州，或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各州的任一城市，我说，多抵制，少服从，
一旦无条件地服从，就彻底被奴役喽，
一旦被彻底奴役，这个地球上就再没有哪个民族、国家、城市，还能恢复它的自由。⁴⁴

可是，惠特曼写这首诗的时间是在美国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反抗、不服从、自由等等几乎成了美国人无条件秉持的信念和“法律”，惠特曼在《我为他歌唱》一诗中写道：

我为他歌唱，
我在过去的基础上把现今举起，
（如多年生树木从它的根上长出，现今也扎根于过去，）
我以时间和空间将他扩展，并将永久的法则融合，
让他凭它们来使自己变成自己的法律。⁴⁵

资本在美国早期那任性的扩张，确实在美国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给美利坚带来完全不同于旧大陆欧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惠特曼用饱浸感情的笔墨在《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一诗中写道：

我听见美利坚在歌唱，我听见种种不同的颂歌，
机械工的颂歌，每人以自己的心情歌唱，健壮而快乐，
木匠歌唱着，当他量着他的木板或横梁的时候，
泥瓦匠在准备上工或歇工时唱他的歌，
船夫唱着他船上所有的一切，水手在汽船的甲板上歌唱着，
鞋匠坐在他的板凳上歌唱，帽匠站立着歌唱，
伐木工人唱的歌，犁田的小伙子早晨出工或中午休息或日落时唱的歌，
母亲的美妙的歌声，或者年轻妻子工作时或姑娘缝洗时的美妙的歌声，
每人都唱属于他或她而不是属于别人的事情，
白天歌唱属于白天的事情——夜里是强健而友好的年轻小伙子们在晚会上，
张开嘴放声高唱，那歌声雄壮而悠扬。⁴⁶

尽管他后来对美国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反思⁴⁷，但在早期，惠特曼在他的诗中还是坚信美国清教信条，将“反抗”“抵制”“自由”等当作绝对原则。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令那些坚守“五月花”自由信念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国父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坚持并为此与宗主国决裂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经过“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最终蜕变为“五月花”精神的对立物——垄断。真是历史的讽刺：

自由战士为自由所打倒。

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到美国后，在没有任何旧制度的羁绊下得到充分发展，时至20世纪，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对这一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揭示最为深刻的是列宁，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认为：20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从原来的“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资本主义”⁴⁸,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写道：

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的鲜明特征，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⁴⁹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⁵⁰
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⁵¹
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垄断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对自由的否定。⁵²

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⁵³，“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⁵⁴。列宁总结这个“最新资本主义”有五个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⁵⁵

在论述了这五个特征之后，列宁进一步给出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⁵⁶
列宁注意并强调了在这个历史从“旧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新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⁵⁷。据统计，在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它们拥有140万工人，它们的产值有56亿美元。5年过后，在1909年，相应的数字为3060个企业，200万工人，产值90亿美元。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⁵⁸

（三）从金融帝国主义快进到高利贷帝国主义
即使如此，我们也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⁵⁹。列宁虽然强调了美国，但他所研究的帝国主义的重点案例还主要集中在欧洲列强。列宁发现，这一时期，造成资本主义企业快速进入垄断的重要推手是金融的力量，银行在推动工业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也成为要主宰工业资本的力量，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发生了主客置换。列宁写道：

银行原先的主要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全部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⁶⁰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⁶¹
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⁶²

与工业集中同步的还有银行业的发展和集中，本来是工业发展带动并支配着银行发展，但行业间的竞争导致投资规模间的竞争，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融资，这样工业资本家在竞争中便有了对银行的依赖，这种依赖使本来只有贮存货币功能的银行发展出融资的功能，这种功能使银行在激烈竞争并急需注资的企业面前有了生死予夺的权仗。让当年追求自由的“五月花”合众国开国元勋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主客异位的变化迫使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

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⁶³

列宁对这一点特别看重，他写道：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⁶⁴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结论，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一旦反客为主，金融——进而到信用——就失去了它“合乎理性”即积极的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向高利贷“返祖”，金融统治让位于高利贷统治。高利贷资本一旦支配工业从而到支配整个社会，高利贷资本瓦解生产的本性就会使社会生产发生萎缩、使社会出现寄生性腐朽、失去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国家的上升势头就会被打断并转入衰落，当然这种上升和衰落都不是直线而是螺旋式显现的。列宁说：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地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⁶⁵

列宁这是在说法国，还说“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⁶⁶，这话放到今天再读，怎么看都像是在说美国。列宁继续写道：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因此，“食利国”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⁶⁷

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所选取的样板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那时的美国还处于欧洲国家的“跟班”地位，在世界利益分割中，“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⁶⁸。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整体性地在战争中衰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超级霸权国，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⁶⁹。与此同时，列宁曾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便更为典型地体现在美国身上。
六 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美国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最终完成——现实描述
（一）军工和金融：美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美国以战胜国的姿态成为帝国主义行列的老大，欧洲帝国主义在旧的世界体系即凡尔赛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已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世界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及其中的美国的帝国霸权。此后，曾是同盟国中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进入了全球争霸的冷战时期。
以尼克松访华和越战结束为界线，美国帝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此前由于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拉动美元增值的主要动力是军工，政府在对外军事行动的需求中保持大额的国防采购，由此为美国军工资本带来滚滚利润。如图4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1940～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接近40%，而后至2009年国防支出在大幅增涨的同时，其在占GDP的比重却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5%的水平。学者汪涛认为：“如果仅为国家安全考虑的话,这个比例合理的比值在1%～2%就足够了。就算以2%考虑,美国军费开支占GDP比例有3个百分点是超乎‘常规’的,也就是美国军费开支中有一多半是自身安全不需要的。这个增加的投资如果不能获得比投资额高出3倍以上的收益,经济上就是不合理和难以常年维持的。也就是说,美国需要通过军费投入获得占GDP至少10%的收益,才能合理地解释其行为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事实上,真正获得的收益远超过这个数字,其原因只有通过美元霸权所获得的利益才能获得合理解释。”⁷⁰
事实也正是如此。1951年至1960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年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只有2.7%；1961年至1970年，实际GNP增长4.0%，通货膨胀率只有2.9%。这一时期美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显然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密切相关。如下表1所示：

1951～1960年间，美国实际GNP增长最好的时期就是朝鲜战争期间。而在战争停止的1954年，美国GNP的增长率（可比价）从1953年的4.5%突降至-1.4%。1955年，美国在越南开启“局部战争”，以阻止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登陆，当年美国GNP大幅上涨至7.6%，经济出现低通胀高增长。随后经济持续下滑，之后的几年，经济基本都处于不稳定的通胀环境中。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关系缓和，美国扭转通胀。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美国经济虽处于低通胀，但经济严重下滑，总体看都没有达到朝鲜战争时的水平。但1951～1960年这10年平均下来，经济还是处于低通胀、稳增长不错的水平上，其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重要因素。接下来的10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南战争对其间GNP增长的贡献。如下表2所示：

1960～1970年，美国全面投入了二战后时间最长的越南战争，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巅峰期，而这10年恰恰也是美国经济基本处在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只是到了1969年战争后期，美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滞胀期。到1970年，美国实际GNP增长率（可比价）竟跌到-0.4%，而通胀为0.9%。这显然是受越南战争将要结束的影响。


1971年至1980年，美国外交的特点是域外无大战，国内由尼克松、基辛格开启的以中东石油为支撑点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正在全球布局。10年间实际GNP为3.7%，通货膨胀率却大大高于前两个10年，达到7.3%⁷¹，经济的增长被高通胀严重稀释。造成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的原因是外部大规模持久战争的结束，国家处在军工帝国难以为继、金融帝国及紧随其后的高利贷帝国布局尚未完成的过渡期。美国军工帝国主义时期经济的这一特点，中国学者杜文君在《美国战争经济论》一书中有比较深刻的分析：

每次战争爆发之时或之前，美国经济都正处在衰退之中，即经济衰退预示着战争的爆发。事实上，衰退本身也推动了对战争对象的认定和打击速度，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高涨期，从几场典型战争爆发的经济背景来看，适时认定和打击战争对象是美国减缓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因为每每在经济衰退之时，美国首先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衰退，而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变动上，美国政府往往在经济衰退时骤然增加军事开支，军费的迅速增加虽然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它是政府强制行为的结果，但军事开支的增加与政府其他类型开支增加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衰退之时的政府军费开支无疑为全社会生产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庞大市场，尤其军事工业生产（包括专用武器装备和通用军事消费品等）短期内扩增，迅速将军费支出的乘数效应引致到消费和投资走向上，从而使得社会总需求大幅上升，进而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最终达到国内当时既定资源得到完全充分利用、释放经济衰退压力的目标。由于军费开支本身对宏观经济的涉及影响和刺激作用非常显著，军费开支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战争决策者对战争红利的非理性预期，以致将缓解经济衰退寄希望于军费开支的顶峰阶段——战争时期。总之，美国在打击战争对象之时都与当时的国内经济衰退有一定关联。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国力状态和战争频数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每次具体战争爆发前，美国经济却大多数处在低迷或者衰退状态，这种奇妙的现象在美国战争决策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⁷²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四次中东战争、70年代末的伊朗霍梅尼革命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等，都加快了美国国内从军工资本统治让位于金融资本统治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国防支出虽大幅上扬，但军事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的5%～7%域间的水平，这与此前15%～5%域间的水平相比已大幅下降（参见图四）。此后，对美国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启金融化进程。90年代，美国金融化及其全球扩张进入大收获时期，其间美国的金融业利润收益迅速超过制造业。如表3所示：

里根时期——经尼克松时期准备和过渡——是美国军工帝国经过短暂的金融时期向高利贷帝国转轨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业利润快速飙升。由表三可知，从60年代到90年代，金融业利润增长了1599%，制造业利润仅增长了393%。
图5、图6从长时段描述了美国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美国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份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已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即农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即工业之间的剪刀差迅速拉开，第三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已赢得全面且不可逆的优势。如图5、图6所示：


在金融帝国主义向高利贷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1992～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3.8%，其中1998年为4.3%，1999年为4.2%，2000年达到5.2%。而1975~1990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平均为 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出现过9次扩张期，前8次中最长的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达106个月，90年代初以来的扩张（到2001年3月）已达120个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⁷³
显然，1992～2000年间，是美国高利贷获利最丰的时期，而此间由苏联解体——相当于一场战争——释放且流向美国的巨量浮财成了推高美元指数的助力，而此前推高8次“扩张期”的重要助力就是由战争拉动的军工生产。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以军工拉动经济，美元坚挺的前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持有美元等于持有黄金”⁷⁴。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支撑美元供给，为了保持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硬通货的垄断地位，美元便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挂钩。1975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这意味着各国要购买石油等大宗商品，就得增加美元储备，这就使得美元始终在国际外汇市场中处于中心地位。英国公共有限公司⁷⁵（CMC Markets）的外汇首席策略分析师阿什拉夫·莱迪（Ashraf Laidi）认为：“当OPEC在1975年决定只接受美元作为原油支付货币时，美元立即成了全球的储备货币，这也巩固了原油的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作金本位，那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是原油本位时代。”⁷⁶里根之前，美国是通过战争拉动美国的军工利润，尼克松停止越南战争后，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收缩至中东，强力控制中东石油。“美国对世界石油的控制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⁷⁷中国学者梁亚滨写道：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⁷⁸

需要说明的是，造成美国金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除了石油以美元结算之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及同期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发展拉动了亚洲对美元的超大规模的需求，此间美元指数⁷⁹在1985年2月被推至历史最高收盘点位的164.72点。如图7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1985年美元指数的峰值出现并不是国际油价推动的结果，因为同期的国际原油价格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如图8所示：

显然，1985年的美元峰值是1978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共同推动的结果。此间，美国经济也在金融全球扩张的路线上获得发展。中国经济学者黄海州客观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改革开放压低了全世界的通胀水平。新型全球化下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大量的消费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体系，如WTO，全世界的商品、资金能够更大范围地流动，大大压低了世界的通胀水平，所以说过去30年是全世界发财最好的时候。⁸⁰

1981年至1990年间，里根总统推行“里根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加速企业折旧以刺激投资。里根经济学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时期，美国实际GNP增长率比前十年虽有下降，为2.9%，通胀率却大幅减少，为4.6%⁸¹，但还是高于GNP实际增长。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增加了个人可支配的货币和企业的流动资本——这是里根货币供应学派的本质，私人和企业可支配的货币总量大规模增加和流动，是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前提。
客观上说，里根经济政策推行后，美国经济得到恢复。1984年，在里根上台的第四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7%，通胀率被压至4%⁸²，“超过了计划预定的4.5%指标，创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⁸³大规模减税造成的部门和个人可支配性货币增加了美国百姓的满意度。1984年，谋求总统连任的里根要求选民回答“你们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的问题时，美国百姓回报里根的是48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和高达60%的支持率。
值得提醒的是，里根时期经济的大面积收益却是在政府借贷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剪刀差的路线双向大规模扩大的时期。如图9、图10所示：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谁见过负担着高额债务同时还没有多少实物产品出口的国家还会过上好日子？里根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做到了这一点。那人们就要问：美国政府用什么可以交换到美国百姓需要的实物产品？回答是：美元。从里根上台的1981年到特朗普上台的2016年，美国用全球化的方式推动美元商品化，造成世界需要坚挺美元——坚挺就会有高收益——美国大举借债，再转手输送给需要美元的国家，这些国家通过向美国输送高质量实物商品换回美元外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美国百姓获得大量廉价生活日用品，过上不劳而获的富足日子。“2006年中国对美国产生贸易顺差1442.6亿美元，贸易顺差积累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中国外汇储备又将大部分比例投资到了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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